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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視域下日常生活與個體需要的選擇
2020年01月17日 11:04 來源:《學術交流》 作者:王海萍/李曉晴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Choice of Daily Life and Individual Demand in Modernity

  作者簡介:王海萍(1977- ),女,黑龍江哈爾濱人,哈爾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李曉晴(1973- ),女,哈爾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從事國外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研究。哈爾濱 150025

  原發信息:《學術交流》(哈爾濱)2019年第20193期 第23-33頁

  內容提要:人的需要和日常生活問題是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格妮絲·赫勒早期思想中的兩個焦點,它們集中表現為赫勒以“多元需要”“多元生活方式”為出發點,從微觀結構探索日常生活人道化的理論研究。然而,當“現在”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參照系,以“現代性”為視角,將人的需要和日常生活問題置放于現代性的問題域作出重新思考和審視自然成為赫勒工作的重點。基于此,本文結合赫勒后期思想的理論要點,嘗試通過解讀并梳理現代性條件下“家”“日常生活”以及“需要選擇”三者的特殊含義及其內在關聯,重新審視、思考和探查日常生活的多元化背景下,現代人是如何對其生活方式(需要)作出理性選擇,進而過上既幸福又有意義的生活的。

  關鍵詞:日常生活/現代性/需要/選擇

  標題注釋: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阿格妮絲赫勒的解放理論研究”(16KSB10),哈爾濱師范大學博士科研啟動基金項目“赫勒歷史哲學的現代性邏輯研究”。

 

  毋庸置疑,日常生活和現代性等理論問題一直是近現代世界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如盧卡奇、列菲伏爾、赫勒、鮑曼、哈貝馬斯、利奧塔等人所熱衷討論的焦點問題,而其中能夠將“日常生活”和“現代性”問題結合起來進行思考,并在對現代社會作出較為準確判斷的基礎上,為現代社會開出明確診斷的思想家和哲學家當屬東歐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阿格妮絲·赫勒。眾所周知,阿格妮絲·赫勒是一位至今仍然活躍在世界哲學舞臺且最有影響力的女哲學家。她早年生活在匈牙利,后來幾經輾轉來到美國。親歷過生活的種種磨難造就了她善于洞察世界并對其深入反思的習慣并鍛煉了她思維的敏感性。對于一個思想家和理論家而言,這些匯集于她一身的特點對于她長時段地洞察并反思這個世界都是極其重要的。縱觀赫勒的理論著述,我們不難發現早期她討論的主題,如“日常生活”“人的需要”等與后期的“歷史理論”“現代性”等主題表面上似乎迥異,然而事實上,無論是理論視域還是理論邏輯的展開哪一方面,它們確實是相互交織,甚至是糾纏在一起的。隨著現代性邏輯的展開,赫勒也逐漸將現代人們如何更好地“生活在現在”與維持“現代性的脆弱平衡”納入到自己對現時代的反思當中。在這一過程中,她沒有像其他人本主義思想家和理論家那樣延續將諸如“人的本質”“主體性”和“自由”等傳統哲學問題直接作為討論的主題,而是另辟蹊徑選取“家”“火車站”等這些人們感性經驗常常聚焦的地方以比喻的形式間接地將它們納為自己理論分析和考察的對象。在赫勒那里,“火車站”加強了現代人的雙重偶然性體驗,而“家”卻始終處于變和不變的張力之中。不變的是“家”一直都是人的歸屬感的代名詞,變化的在于現代人不再將“家”局限于自己的出生地或生活過的地方,而早已將“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家。換言之,現代以來,“家”已經具有世界的意義。正是在這樣的理論思考當中,現代人如何可以在一個多元、異質的現代世界中作出既理性又充分滿足自己主觀意愿的需要選擇,如何更好地生存以及如何過上更為有意義的生活等問題,自然成為當下赫勒反思“現代性”和“日常生活”的最緊要問題。

  當“現在”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參照系時,以“現代性”為視角,對人的需要和日常生活問題在現代性的問題域進行重新審視和反思自然構成赫勒理解和解構現代性重要的一個方面。這時,赫勒沒有再強調《人的需要理論》中所持的觀點,即將“除了把他人視為手段的需要之外,原則上人的一切需要都應得到承認和滿足”[1]僅僅置放于一般的理論探討和價值討論上,而是結合現代人的生存境遇轉而關注需要的現實選擇這一問題。此時,我們認為,在赫勒那里,需要并非指具體的某一需要,而是體現為生存論層面機會和可能性的內涵,即生活方式。基于這樣一種考慮,本文結合赫勒后期思想的理論要點,嘗試通過考察、解讀現代性條件下現代人對“家”“日常生活”的理解,深入挖掘并發現蘊藏于其中的內在關聯,重新審視、思考和探究在日常生活多元化背景下,現代人是如何理性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的,通過承擔“地球責任”而過上既幸福又有意義的生活的。

  一、生活在現在與現代性的脆弱平衡

  “正如日常生活總是同個人的‘此地’相連,它也同個人的‘此時’相連。”[2]231在赫勒那里,所謂“現在”體現為日常生活中個人與他的環境的共有的現在,區別于時間意義上的現在和未來。基于此種理解,赫勒將“現在”視為日常生活的參考系。而且在她看來,現代的、后現代的人們的確生活在“絕對的現在”。

  當赫勒說,“依附于宏大敘事的現代主義之人假裝知道在遙遠的未來人類會遇到什么”,那么,他一定生活在“這一遙遠的未來”[3]253時,她是在提醒現代人:現代性正逐漸介入日常生活領域,那些生活在現代的人們還能否生活在由過去-現在-未來(由“應該”推導出來的遙遠的未來)的必然邏輯上我們無法作出判斷,與此同時,由激進需要代言的激進的烏托邦能否一如既往地具有合法性也成為一個有待于商榷的話題。即便是隨著日常生活自身的衍化,激進哲學仍然能夠指導社會并使其擺脫異化的侵蝕,而由激進需要和激進哲學不斷推動的革命理想——共同構建人類解放的烏托邦——能否作為現代人實現人的豐富與類豐富最強有力的證明已經不得而知。激進的變革是否是日常生活實現自身超越的唯一道路呢?合理性的烏托邦的構建難道僅以此為前提?面對種種質疑,現代的日常生活又該如何自處呢?這些疑問都指向一個問題,即現代性背景下,日常生活該如何正視激進哲學的責難以及現代人如何選擇合理性烏托邦的實現道路。對上述問題,赫勒提出一種替代性的社會安排,即一個“現代性計劃”。為此,她作出解釋:“盡管有對于這種替代性結構安排的激進解構,但是現代性尚未證明它的‘長時段’(longue duree)幸存的能力。在將來可能幸存也可能不能幸存。它是一種開放的安排、一種經歷。”[4]173然而,在《現代性理論》中,赫勒既確證了現代性能否成為一種替代性安排,與此同時現代性問題成為她反思的一個主題。

  不同于之前的激進態度,赫勒沒有貿然地對日常生活進行批判,轉而在現代性語境下嘗試對日常生活進行重新解讀,以期人的需要(人的豐富)的真正實現和向人性家園的回歸。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此時赫勒態度上的一種轉變,體現為她對由激進需要引發社會總體革命的激進烏托邦的逐漸猶疑。具體而言,促使赫勒態度發生轉變的原因是她對以下兩個問題的思考:其一,(取得共識的)合理性的烏托邦與現代的日常生活是否彼此契合?其二,當合理性的烏托邦由于其對社會徹底批判的激進方面的強調而被視為強加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理想(由于現代的日常生活不接受徹底的共識)而遭到質疑。對前一個問題,赫勒與列菲伏爾所持的觀點基本一致。列菲伏爾稱,日常性與現代性兩者之間存在某種張力,它們既相互標識又相互遮蔽,它們彼此既能夠為對方的合法性提供佐證又可能彼此對抗,日常生活與現代性之間由于各自的多元性導致二者間的關系以發散為特征。具體而言,一方面,從日常生活來看,由于日常經驗自身的持續性和不完整性,它在歷史中的樣態并不是單一和固定不變的而是以“多元性”為特征;另一方面,按照赫勒的理解,現代性不應被視為一個同質化和總體化的整體,它是碎片化的和多元的。簡言之,現代性以多元和異質為標識,而以現代性為主要特征的日常生活自然也是異質的、多元的和包容的。事實上,赫勒對多元性的強調源于她對隱含于日常生活中的商談理論的進一步挖掘和理解,在此基礎上,她修正了早前對烏托邦的理解,認為烏托邦不能只是單一的、激進的和革命的,因此赫勒認為,不能以必然的姿態對未來再做某種擔保,主張“人類學的激進主義同政治現實主義的結合”[5]。有鑒于此,赫勒強調,現代性的日常生活應以保障多元性的存在為必要前提。緊接著,她又明確提出,要以一種新的容納多元性于其中的烏托邦替代舊的、一元的烏托邦。[6]

  對于那些將生活寄托于遙遠的未來的人來說,由于個人生存的必須,“現在”實際上只是作為一個向未來的過渡階段,“現在”對他們而言并不重要。對此,赫勒說道,對于上述的那些人本身而言,“現在”并沒有點燃其想象;而對于那些現今生活世界中的共時化的人來說,他們應該為“現在”負責。因為現在整個世界已變成了現代的和共時的,而且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共同享有著“現時代”。時代已將彌合現代性理想與現代經驗之間溝壑的重任賦予民眾。正如赫勒所言,現代性已經到來,“現時代”就是此時此地,現在之未來并不遙遠。在她那里,“現在”是一個雙重意義的時間概念,它既內含存在者共同擁有的世界改變的歷史時間,同時還指向變化本身所體現的世界時間。作為歷史時間的“現在”是客觀的、有限的,而作為世界時間的“現在”則是經驗的和無限的。在赫勒那里,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夠向著未來線性地發展源于歷史時間的有限性對其的規定,而作為歷史時間有限的“現在”受到未來的規約實則是非法的;與此同時,主觀時間的無限性卻提醒我們對現存異化的徹底批判和產生于現存的合理性的烏托邦理想皆是我們時代的烏托邦。在日常生活中,正是客觀的歷史時間與經驗的主觀時間兩者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構成的張力促進了彌合現代性理想與現代經驗之間溝壑。概言之,激進的烏托邦理想與保守的日常經驗之間總是在時間的維度內相互協調、有機結合的。而且,正如赫勒所言,惟其如此,現代性才可能找到使其得以幸存的平衡點。

  那么,現代性為什么是脆弱和危險的?在赫勒那里,現代性主要由三種既相互獨立、相互平行又相互支持、相互限制的內在邏輯(要素)協調構成。它們分別是現代技術的發展邏輯、社會地位的功能性分配邏輯和政治權力的邏輯,而正是由于三種邏輯之間的相互限制才使得現代性不至于陷于災難或毀滅。如赫勒所言:“當兩種或三種現代發展邏輯或這些邏輯內的構成成分發生沖突時……最終達到一種界限。沒有這些限制以及行動者對這些限制的意識,現代性很快就會摧毀其自身。”[3]96因此,要想使現代性得以幸存只有保持三種邏輯相互的制約與平衡。然而,現代社會中三種邏輯中的任何一個都很可能突破自身的閾限,占據絕對支配的位置。當下面情況發生時,現代性很難維系其平衡,即它是脆弱和危險的。1.當科學這種想象機制取代宗教行使解釋世界的職能時,技術理性邏輯就會不斷擴展并發揮著支配現代性的作用;2.社會地位的功能性分配邏輯由于自身的異質性而成為現代性的核心。反之,當“第二種邏輯的相對獨立性在現代性中受阻時,在所有的層面上都會出現功能喪失”[3]120。具體而言,當特定的政治權力對第二種邏輯進行管制時,它的異質性會隨之消失,與此同時,社會里不同機構間的競爭也會跟著消失。后果是不但生活于其中的個人的正當訴求無法實現,動態正義也隨之消失,社會將被同質化,甚至有可能致使現代性因失去動力而走向毀滅;3.對于政治權力邏輯而言,在現代極權主義國家中,多元主義可能存在,但它不但沒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礎與權力,而且它還隨時有可能因獨裁者的意愿和情緒而受到法律的懲罰。一旦極權主義滲透進技術的邏輯和社會結構中的各個領域,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會陷入一種人為的災難之中。個人失去自由,而且他的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對于社會,即使是民主國家也會因出現“多數人的暴政”[4]13而使其深陷于災難之中。由此赫勒提出,只有限制政治權力的邏輯才能使政治權利邏輯內部保持“自由主義的方面和制度同民主的方面與制度之間的平衡”[3]158。基于對以上三種情況的考慮,赫勒明確提出,只有維系三種邏輯間的脆弱平衡才能使現代性得以幸存。毋寧說,現代性的平衡是脆弱和危險的。

  此外,現代社會“多元”和“異質”的特征,使人們逐漸對啟蒙以來理性主義影響下形成的宏大敘事觀念產生懷疑,就連人們對未來一直抱有的樂觀態度也猶豫不決。20世紀現實的生活讓人們感到啟蒙走向了反面,“社會進步論”的邏輯和樂觀主義態度遭到質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赫勒著手重新審視現代性的遺產并對現代性進行反思。通過分析黑格爾、馬克思等人的宏大敘事設計,她力圖揭示現代性的“異質”“偶然”和“多元”等特征,并以此解構宏大敘事。通過分析現代性的動力和社會格局,赫勒得出兩個結論:一方面,如上所述,只有現代性的邏輯三者之間相互限制并維持一種脆弱平衡才能使現代性得以幸存;另一方面,只有在現代的社會格局條件下,個人才能成為擁有自由和權利的真正的人,進而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人才有可能成為現實。因此,雖然現代性能否因其本身孕育著好的發展前途而成為一種新的沒有危險的安排我們還無法預知,但無論怎樣,赫勒仍然提醒我們:現代性能否幸存取決于那些生活其中并擁有后現代意識的現代人。對于赫勒而言,即使現代世界是如此多元和異質,在那些擁有后現代意識的現代人那里,“家”都始終是自身與這個世界之間一個最好的平衡點。因為現代世界中,“家”不再局限于那個出生之地和所寓之所,它已經被這個時代賦予了更為豐富的世界意義。“家”不僅僅與個人的情感經驗相關,它還與整個世界相連,因為同呼吸、共命運的時代早已把每一個有責任的個體團結在一起。

作者簡介

姓名:王海萍/李曉晴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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