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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戰線與現代國家團結:以社會共同體為視角
2020年01月17日 10:22 來源:《統一戰線學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戴潔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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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充滿多樣性的現代國家,國家團結是國家治理的理想目標和重要條件。國家團結需要社會團結,而社會團結須接受政治秩序規制,但又增進政治秩序。社會共同體是國家團結的重要表征,重塑有效的社會共同體是現代國家增進團結的重要路徑。在向現代社會過渡和轉型進程中,由血緣、地緣聯結的傳統共同體日漸弱化與分化,現代國家亟須重建基于廣泛共識的社會共同體。統一戰線調節不同社會政治力量關系,追求建設統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協調利益情感價值的復合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存在于國家共同體之中,服務于現代國家團結需要。統一戰線促進共同集體意識的塑造、共同社會理想的生成、社會成員的組織團結、社會成員的治理參與,在更大范圍內推進社會共同體建設,進而促進現代國家團結。要融合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闡釋統一戰線與共同體的關聯,闡釋統一戰線與國家治理的關系,為建設社會基礎牢固的大團結的現代國家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國家團結;社會團結;社會分化;社會共同體;統一戰線;政治秩序

  中圖分類號:D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3378(2020)01-0022-09

  一、問題提出:現代國家團結中的社會共同體

  國家團結是國家治理的理想目標和重要條件。在高度多樣性的現代國家中,國家團結是國家治理的重大議題。近年來,世界上一些國家因政黨政治極化、經濟政策無力、族群宗教沖突、社會分化撕裂等問題面臨治理困境,出現席卷全球的“世界之困”景象。在這些國家,社會離心傾向的加重,不僅使團結形態發生改變,而且給國家常態運行帶來巨大壓力。換言之,國家治理困境加重了國家團結困難,而國家團結的低效又進一步加劇治理困境。而在當代中國,國家建構注重團結制度安排,在國家治理中保持整體團結,展現出“中國之治”的獨特風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招待會上指出的:“團結是鐵,團結是鋼,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戰勝前進道路上一切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重要保證。在新的征程上,我們要高舉團結的旗幟,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鞏固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大團結,增強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以及各方面的大團結,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凝聚成一往無前的力量,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航船乘風破浪、揚帆遠航。”[1]

  國家團結需要社會團結,源于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特定關系。馬克思主義國家觀認為,社會決定國家,國家的本質根植于社會[2];國家作為從社會分化出來的社會管理機構,其內部職能是政治統治職能與社會管理職能的辯證統一[2]168。一方面,國家團結作為國家權力的治理成果,是政治秩序優良的表現,體現鮮明的政治性,社會團結須受政治秩序規制;另一方面,社會團結又能增進政治秩序,維護國家團結。進言之,社會共同體是國家團結的重要表征。在一定意義上,正是由于社會共同體的存在,國家團結才得以建構和維系。近年來,共同體與國家團結問題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馬丁·阿爾布勞認為,中國形成了一種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機制都要強大的團結和集體機制[3]。張艷娥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呈現出以“階級聯合”為主到融入現代中國國家建構、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為主的轉變過程;改革開放以來,統一戰線立足于共同體認同的“愛國者”,把階級視角的“勞動者”與共同體視角的“愛國者”緊密地整合在一起[4]。李建新認為,機械團結社會的控制方式是國家一元化的統治或管理,有機團結社會的控制方式是以國家和社會二元分立與合作為基礎的多主體治理;現代國家治理立基有機團結的社會,其最佳治理狀態是善治[5]。

  現有研究關注了國家團結、共同體對“中國之治”的貢獻,且主要從政治學角度進行解析。但相關研究尚未對國家團結重要形式的社會共同體進行深入探析,未對國家視角中社會共同體的歷史演變進行充分梳理,也未對統一戰線與社會共同體的聯結進行分析。鑒于此,本文以社會共同體為視角,對統一戰線在現代國家團結中的出場和作用機制進行論析,為探討統一戰線通過建設社會共同體服務中國國家團結提供理論參考。

  二、傳統國家團結方式:相互熟悉成員間的社會共同體

  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源自“所有親密的、隱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6]。滕尼斯對前現代社會田園牧歌式的共同體生活充滿好感,并認為這是傳統社會中人類生活共同體的典型形式。在傳統農耕文明時代,社會成員的生產與生活主要圍繞農業展開,而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所具有的地理位置固定性、不可流動特質,在客觀上使勞動者的生活長期穩定。地理上的穩定性與人口繁衍的血緣性相結合,使社會成員間彼此熟悉,形成基于共同生活的共同體。相互熟悉成員間的社會共同體成為傳統國家團結的主要方式。

  (一)血緣與地緣聯結是傳統共同體的形成基因

  傳統鄉土社會中,共同體由血緣、地緣聯結并自發自然地形成。首先,血緣關系是傳統共同體形成的基礎。以血緣為聯結紐帶的家庭,是基本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單元;只要具備生產和生活能力,幾戶家庭可能在鄉間世代生存。新生命的出生與家庭緊密相連,血緣的紐帶使父母自然地對孩子施以撫育和照顧;同時,在漫長的成長期中,孩子對于父母和家庭也有原始而本能的歸屬和依戀。血緣家庭對于個體的影響,不僅在于它使嬰兒能得到持續生存的必需資源,更重要的是使家庭成員間通過持續的情感投入形成無可比擬的親密關系。這些因素使血緣家庭天然具有共同體的特質。其次,群體居住的形態進一步加強了共同體。鄉土社會中,單戶家庭獨然而居的情形是罕見的,鄉民們選擇聚集而居:一是有助于防衛,以農業生產為核心的生活,需要防范山林猛獸等自然暴力、惡意群體等人為暴力對鄉民人身和財產安全的威脅;二是有助于協作,群體居住為水利、交通等需要團體合作才能有效建設的工程提供了可能性[7]。同時,群體居住對人們生老病死等重大人生事件的運作與處理顯然更具優勢。

  (二)情感共鳴是傳統社會共同體的重要特征

  血緣和地緣聯結形成的共同體基本形態包括家庭、家族、村落和社區等。村落和社區中鄉民之間的關聯,盡管不如血緣家庭和家族成員間那般親密,但依然是密切的、熱情的,由千絲萬縷的情感紐帶交織而成。由于農業生產條件和能力的限制,也由于鄉土社會交通和通訊的不便,鄉民的生活世界相對封閉和隔離,在自給自足的村落和社區中,鄉民之間彼此熟悉,鄰里之間相互扶助、互相照顧,即“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8]。村落模式既是生活的現實需要,也維系著鄉民共同的情感和歸屬。相互熟悉成員形成的社會共同體具有情感傾向的同一性。傳統鄉土生活最初發生在血緣家庭和家族構成的共同體中,并由聚集而居逐步延伸至地緣村落的共同體。在血緣和地緣聯結的共同體中,鄉民身處共同的生活環境,在語言、行動、交往中形成對于生活的共同理解。共同的生活體驗賦予生命以共同的意義,使他們擁有共同的思想情感。此種貫穿親屬、鄰里、友誼的關系,共同編織“真正屬于人”(滕尼斯語)的共同體。

  (三)真實互動是傳統社會共同體的運行基礎

  家庭和家族、村落和社區形態下的共同體成員之間存在真實的互動關系,鄉民在社會生活中能展開面對面的互動。其形成條件主要在于:一是生產力不高。鄉土社會生產能力有限,一家一戶所能開墾和耕種的土地有限,家庭居所和農業耕地連接在一起,鄉民聚居在相對鄰近的空間中。二是成員之間具有血緣聯系。村落中的鄉民多是由世代的子嗣繁衍而聚居,相互間存在由于血緣而生成的或近或遠的聯結與交往。由于鄉民生活在由血緣和地緣共同構成的生活空間里,他們之間的聯系是現實存在、可被直接經歷和感知的。共同居住在一起的鄉民對于彼此之間社會互動、社會交往、社會生活有著直觀的、共同的感受和體驗。在真實的感受和體驗中,他們對共同生活形成的特定集體情感和習俗規范產生本能、自發的認同。滕尼斯指出,自發而生的共同體是有真實的共同生活,能相互感知、體驗、理解和認同的有機生命體[6]96-99。在此種共同體中,真實的互動和交往把家庭、家族和村落成員聯結在一起,成員間形成一種共通的感受。彼此能明確地感知到,在共同生活中,社會成員所應采取的常規態度以及與成員之間相互交往的通行規則。由于傳統社會共同體的交往圍繞生活展開,真實互動的共同生活促進了共同體的長期穩定。

  (四)集體意識確定了社會共同體的精神價值

  在血緣和地緣聯結、情感共鳴、真實互動三者作用之下形成的集體意識,是傳統共同體最重要的團結機制。傳統社會中,社會成員在相對穩定和封閉的共同體中生活,憑借共同的集體意識整合在一起。關于集體意識,迪爾凱姆指出:那是一種社會成員共同信仰和情感的總和;并且集體意識形成之后,有其自身獨具的生命體系。集體意識“有著集體性的根源,有著普遍性、永恒性和內在的緊張性,它們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力量。它們在本質上不同于我們的其他意識,這些意識同它比起來顯得非常虛弱。它們駕馭著我們,也就是說,它們似乎擁有著某些超人的性質。同時,它們又把我們同某些事物牽連起來,而這些事物卻存在于我們的時間之外”[9]。在傳統社會,由集體意識導出的行動規范清晰而明確,在集體意識基礎上產生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禮法、習俗等,構成對社會共同體成員行動的指引。鄉土社會中的集體意識是社會成員共同的理解和默會,是社會群體自發地承認和默許的規則,個體須遵守共同體的集體意識和規范,否則會遭遇共同體的拒斥和現實的懲罰。由此,在傳統社會共同體的弧頂之下,社會處于同質團結的形態之中。

  三、現代國家團結境遇:社會分化導致傳統共同體弱化

  工業革命使世界主要國家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現代社會中,建立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基礎上的機器化、規模化工業生產,迅速取代了傳統自給自足的農業耕種。與生產方式轉變相對應,傳統社會所具有的穩定、封閉、由血緣和地緣聯結的傳統共同體受到強烈沖擊,并趨于分化和弱化。

  (一)精細勞動分工引致社會成員間的陌生化

  對生產效率的追求促進了社會勞動分工。現代社會的一個目標即創造、制造和生產更豐裕的物質產品:一方面,依托科學技術的精進發展與廣泛應用,不斷提升生產能力;另一方面,把一項工作越是分解成多種工序,生產出的產品數量就會越多,勞動分工能提供更豐富、更優質的產品[9]133。現代勞動分工與科學管理的基本流程包括:把工作任務進行科學分解,測算完成一項工作必需的能力和必要的時間;根據工作崗位的要求,挑選學歷、知識、技能、經驗合適的人選;對每種工作崗位給予與工作要求相適應的報酬;把管理者和工作者分開,建立層級式管理體系[10]。勞動分工培育出熟練的工人群體,極大地促進了現代社會生產能力和效率的提升。誠如斯密所言:若采取專門分工,“一個小工廠的工人,雖很窮困,他們的必要機械設備,雖很簡陋,但他們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針十二磅……即一人一日可成針四千八百枚”[11]。可見,隨著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升級,人口不斷聚集,社會密度不斷增加,社會生產中的勞動分工日益精細化。但是,伴隨分工專門化和精細化,社會成員的工作內容和生活異質性大為增長,精細勞動分工使社會成員走向彼此陌生。

  (二)社會流動加速引致社會成員間的陌生化

  與傳統鄉土社會相比,現代國家的社會流動不斷加速。傳統社會受農業生產能力限制以及土地固定性的束縛,社會成員安土重遷、社會流動率低。而科技革命推動的工業化生產迅速取代小型手工作坊,在城市中建起密集的工廠,吸引規模龐大的勞動人口,以高效率產出工業產品。原本在鄉土村落中的成員從血緣家庭、地緣社區中抽離出來,離開原居住的村落共同體,開始主動或被動地大量流向城市,進入以實現特定現實功能為主要目的的城市社會空間。生產要素的配置依據勞動生產效率快速流動,這決定了工作和生活機會的動態變遷,使人們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頻繁流動,日益變得彼此陌生,對傳統社會共同體的穩定造成沖擊。

  (三)利益分化加劇引致社會成員間的陌生化

  市場機制加劇了社會成員間的利益分化。與工業文明伴隨而來的市場體系,是以商品價格為核心機制調節社會生產并實現供需平衡的資源配置方式。市場一方面優化配置資源、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蘊含著優勝劣汰的競爭模式,加速社會成員間利益分化。若這種分化不能得到平衡和制約,則會產生馬太效應,持續擴大社會成員間的差距。市場機制對社會成員進行利益配置:一是明晰產權,使有價值的物品常被確認為某個特定個體的擁有物,社會成員很難再像鄉土社會中那樣,擁有一些“共同的物品和財產”;二是確定價值,物品常以某種價格標示,導致社會成員間的聯系不再像鄉土社會那樣在共同生活的彼此互助和協作中建立,而是依據等價交換的原則建構起非真實的關聯[6]130-135。在市場機制下,社會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激勵機制即職業等級制度,賦予不同工作以不同報酬;職業報酬的制度安排能把適合不同職業的社會成員分配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在激勵機制的影響下,不同社會成員進入不同工作崗位,獲得不同職業體驗及相應報酬,并以此展開社會生活的圖景。現代職業分工體系的規模、廣度和深度勝過以往任何人類社會形式,以職業為依托,擁有不同收入、聲望、權力、地位等的群體與階層分化必然格外多元和深刻。利益分化使社會成員走向彼此隔閡與陌生。

  (四)訴求表達公開化沖擊傳統社會共同體

  西方主要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以增進公民權利、實現公平正義、促進社會進步為主旨的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深刻反映了現代社會生活中,社會成員間存在諸多立場、價值并尋求公開表達與實現的社會景象。同時,參與社會治理的主體不斷拓展,各國政府逐漸淡化封閉、僵化、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吸納多元社會群體共同參與社會治理。由此,不同特質、身份、地位的社會成員,依據性別、年齡、民族、種族、階層等屬性,形成具有一定利益代表性的群體,參與社會政策的制定、實施與成果分享。由于各群體在利益分配中的博弈,沖突此起彼伏。

  可見,傳統鄉土社會是“熟人社會”,存在由血緣和地緣聯結的生活共同體形式,鄉民之間緊密、真實、團結地聯結在一起;聯結鄉民之間關系的是本能性的情感和歸屬,源自人類的生命、記憶、文化和習俗傳統。但是,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社會成員的生活場景得到極大拓展,轉變成“陌生人社會”,主要依靠理性和“抉擇意志”建立起關系;社會成員之間的聯系,需要通過市場、交換、契約等形式產生和維持。現代化轉型引致激烈社會變遷以及社會分化驟然加劇,使現代工業社會中傳統社會生活共同體的特質弱化。

  四、現代國家走向團結的進程:重建現代社會共同體

  19世紀中葉以來,世界主要國家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水平的提升,使社會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發展欣欣向榮;另一方面,人們戀戀不舍地與傳統鄉土社會的生活道別。由于傳統共同體的生活方式在現代社會的沖擊之下式微,現代國家面臨重建團結的需要。社會是國家的基礎,現代國家走向團結須重建社會共同體。

  (一)功能依賴是現代社會共同體的主要運行基礎

  在現代國家,社會共同體從傳統走向現代。面對現代社會的劇烈分化,有學者對傳統共同體的迅速衰落憂心忡忡。在滕尼斯看來,真正的生活共同體時代已然逝去,現代社會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礎上的市場契約和法理規范,盡管也能把社會成員聯結在一起,但難以形成共同情感與集體意識。但是在迪爾凱姆看來,基于傳統集體意識的社會團結是一種機械式團結,社會成員間的聯結主要是基于彼此同質性而非功能性的相互依賴。而更高級的有機團結則是,“社會并不是由某些同質的和相似的要素復合而成,它們是各種不同機構組成的系統。其中,每個機構都有自己特殊的職能,而且它們本身也是由不同的部分組成的。社會各個要素不僅具有不同的性質,而且也具有不同的組合方式”[9]68。現代社會日益精細的勞動分工,不僅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和生活水平,更構建出一種新的社會團結形式,即以結構分化和功能互補為基礎的社會整合。社會成員在精細分工的情形下難以自給自足,需要依靠他人的勞動和產品,而使社會呈現出類似于有機體各部分之間的依賴性聯結。正如斯密所言:“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11]14

  (二)社群聯結是現代社會共同體的主要組織形式

  社會成員之間的陌生化需要通過有效的社群聯結來改變。盡管現代社會具有功能依賴的團結基礎,但并不總能自然實現,因為在劇烈分化的現代社會中,功能性社會團結需要前提條件。如若建立在適宜、有規范可依、公正平等的社會分工基礎上,功能性的團結有可能實現;若非如此,社會分工是失范的、失序的,只會導致社會成員的原子化,而不再能整合[9]231。對失范型社會分工,迪爾凱姆不無憂心地指出:“所以工業不再繼續被看作為了達到一個超越它的目標的手段,而是變成個人和社會的最高目標。但是工業所引起的種種欲望卻可能擺脫限制他們的任何權威。可以說,這種把幸福神化的做法,在使欲望變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時,也使欲望高于人類的任何法律,似乎制止欲望就是一種褻瀆神圣的行為。因此,甚至工業界本身通過同業公會對各種欲望實施的純功利主義的規章制度也沒有成功地保持下去。”[12]

  有效的社群聯結有賴于社會成員間的理性互助。若社會成員完全只考慮自身利益,而不顧及他人,若人們始終處于互相爭奪利益和欲壑難填的狀態,整個社會將陷入原子化的境地。有效的社群聯結有賴于新型社會組織與團體的建設。克服社會原子化的陷阱,需要重新借助社會集體性的力量,建構具有共同體特質的社會團體與社會組織。迪爾凱姆提出,現代社會需以職業倫理為基礎,建構法人團體與職業共同體;作為現代社會成員真實可感的共同體,使他們在心靈、情感、意志上重新得到整合。此外,在社會生活中,有相同或相似興趣、意愿的社會成員也能結合成社群,滿足人們生活中社會交往與集體生活的需求。仰賴種種社會團體,社會成員在其間密切地聯系,由此創造出整體感,讓社會成員情不自禁地依賴整體、與其休戚與共[13]。

  (三)公共參與是現代社會共同體成員的主要行為模式

  社會團體需成為共同或公共利益的載體。事實上,在現代社會中,僅依托社群和社會團體把個體性的社會成員聯結到特定的組織和團體中是不夠的。若多種多樣的社會團體形成之后,仍如同完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和導向的狹隘個體主義一樣,以自身團體的利益為全部追求,而與其他社會團體相互隔離、相互沖突,任其自私的欲望膨脹,則會陷入托克維爾所言的“集體個人主義”[14]。“集體個人主義”表面上是集體,實質是以職業法團、行業組織、協會團體等形式謀求私利,尚未進入公共利益與公共生活的領域。

  社會團體需積極推進或參與公共事務治理。一是推動公益組織建設與公益事業發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廣泛興起的“第三部門”運動,即在政府組織、企業組織之外,社會成員相互之間以自愿、自主的方式,成立社會團體和社會組織,不僅實現社會生活的團結與整合,并以互惠互助、公益慈善等方式關懷弱勢群體、發起公益性活動。二是推動社會團體參與公共治理。社會團體建構的共同體中蘊含著寶貴的社會資本,諸如信任、互助、友誼、合作、親密、歸屬感等[15]。它們是現代公共治理一項重要資源。因此,需鼓勵社會團體關注公共議題、關切公共生活,培育社會覺悟和社會責任感;吸納社會團體參與公共治理,使其在改造社會與公共生活方面有所作為。

  面對傳統社會共同體的衰落,現代社會正在探索新的共同體形式,希望在社會分化的同時,建構起功能依賴的有機共同體。但是,功能依賴的共同體不能自發形成,需要依靠集體性的力量進行建構:一是把個體社會成員整合到社會團體和組織中,防范社會成員的原子化;二是推動社會團體和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防范落入“集體個人主義”的陷阱。

  五、現代國家團結的重要機制:統一戰線建設社會共同體

  現代社會的發展逐漸解構了原有共同體存在的基礎,使傳統共同體衰微。但是,加入群體、擁有集體生活是人類的本能需求,現代社會依然需要建構和正在建構共同體。統一戰線作為政治聯盟,調節不同社會政治力量關系,追求建設統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協調利益情感價值的復合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存在于國家共同體之中,其建設服務于現代國家團結。統一戰線秉持社會團結理念,致力在快速分化和多元化的現代社會建構共同體。在經濟與社會生活持續豐富和多元化的趨勢下,統一戰線樹立牢固的社會共同體意識,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激發共同體的情感,不斷促進各種社會力量有序組織,在更大范圍內促進社會共同體建設,進而促進現代國家團結。

  (一)統一戰線促進共同集體意識的塑造

  集體意識是共同體得以形成和維系的重要基礎。在血緣與地緣聯結的共同體中,集體意識由生產與生活領域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規范構成,其對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行為具有強大的指導作用。在集體意識的引領下,社會成員能共同維護生活共同體的秩序,并懲罰破壞共同體的行為。到現代社會,由于不再依賴土地生產與生活,社會總體流動性迅速加快。同時,精細化的勞動分工帶來社會職業不斷分化,社會成員的工作與生活場景日益異質性和多元化。建立在傳統社會同質性基礎上的集體意識,尤其是指導社會成員經濟生產與社會生活的具體行為規范,顯得不再適宜和有效。但是,共同體存續對根本性集體意識的需求依然存在。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增進國家團結需要根本性集體意識作為共同體建構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共同體作出了系列重要論述。他主要論及三種共同體及共同體意識:一是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二是以港澳與內地、臺灣與大陸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構建港澳與內地、兩岸命運共同體;三是以同心共筑人類夢為集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統一戰線需秉持上述三種重要的集體意識,開展團結聯合工作。集體意識的核心是“同心”,在“同心”的基礎上構建執政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共同體、民族團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宗教和諧共同體、新的社會階層責任共同體、兩岸命運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16]。

  (二)統一戰線促進共同社會理想的生成

  共同理想和目標能激發社會成員的共同情感,是形成和維系共同體的重要基石。人民群眾對建設統一強盛國家、和平安寧生活的向往能促進社會團結。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工農民主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相關社會政治力量建立新中國,追求建立理想的共同體。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17]

  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新中國國家政權。它堅持中國共產黨一黨領導,契合中國大國建設需要,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復合共同體。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就對這一復合共同體進行實踐總結和理論設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共產黨人多年以來堅持奮斗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18]。改革開放后,實現現代化成為現代國家建設的重要目標。統一戰線從階級聯盟轉變為政治聯盟,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在包容多樣性中增進一致性。統一戰線構建和諧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追求實現團結包容、和諧有序的社會理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實現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要凝聚磅礴力量、建設高度團結的社會共同體。

  (三)統一戰線促進社會成員的組織團結

  改革開放推動了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我國的社會結構、社會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原有鄉土社會成員間同質化的社會生活,逐漸展現出日益增長的異質性和多樣性,社會分化的境況逐步凸顯;二是原有鄉土社會能給予社會成員情感共鳴、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生活共同體日趨衰落,傳統社會解構的風險增加。當前,我國面臨新一輪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以信息技術為依托,社會發生比以往更加多元、更加豐富的分化,社會成員的工作與生活場景更為多樣化。同時,由于移動互聯、物聯網絡的興起,互聯網+產品(服務)日益普及,社會成員的個體化需求能得到更充分滿足。正由于此,社會成員分化持續加速,需要防范由此產生的社會原子化。

  現代國家面對社會原子化趨勢,要通過加強社會成員的組織團結來促進國家團結。統一戰線以大團結大聯合為主題,具有加強社會成員組織團結的職責和優勢。一方面,加強新興群體力量的內部組織聯結。在新一輪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變遷中,伴隨經濟生產方式不斷變化,社會結構中出現諸多新興社會力量。當他們以原子化的方式存在時,由于數量眾多、規模龐大而難以知曉其政治社會態度以及訴求,需要統一戰線搭建組織化平臺,推進個體成員的有序組織化,通過形成社會團體推動相互整合。另一方面,促進相似職業和階層地位的社會團體和組織間的聯結。社會團體有與其他團體聯結的需求,統一戰線可幫助相似的社會團體和社會組織加強溝通和交流,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更大的社會共同體。此種共同體盡管互動頻率、關系密切程度不如傳統共同體,但在現代社會中仍可滿足社會成員的團體生活需求。

  (四)統一戰線促進社會成員的治理參與

  經濟與社會領域的高度專業化和復雜化,使國家難以直接管理所有的經濟與社會活動。國家治理要在發揮政黨、國家主導作用的同時,發揮其他主體的積極作用。《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國家治理更好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19]

  統一戰線參與治理是人民民主的內在要求,具有渠道優勢和積極作用。一方面,統一戰線需引導成員超越自身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關注公共生活與公共議題。這意味著統一戰線要發揮“組織起來”的優勢,把個體化的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對組織起來的社會成員加強政治引領,防范陷入“集體個人主義”的自我封閉。新時代應以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推進公共領域的多元參與,形成公共議題共識,促進社會共同體形成。另一方面,統一戰線利用參政議政平臺鼓勵社會成員進行意見表達和參與社會服務。一是引導統一戰線成員中的專業技術人士為公共決策服務,表達對于公共議題的看法與建議。二是鼓勵統一戰線成員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社區治理、扶危濟困、志愿行動等社會服務,既體現社會成員之間彼此互助關愛,又促進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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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戴潔 工作單位: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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