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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邊:邊疆思想史的語境、 議題與實踐路徑
2020年01月17日 09:06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作者:袁劍 字號
關鍵詞:邊疆思想史;“邊疆性”;中國敘述;邊疆敘述;邊疆定位

內容摘要:

關鍵詞:邊疆思想史;“邊疆性”;中國敘述;邊疆敘述;邊疆定位

作者簡介:

  摘要: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邊疆地區具有歷史與現實層面的重要意義。如何思考和認識邊疆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如何揭示邊疆在中國敘述中的關鍵意義,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文章從作為思想史空間的邊疆議題出發,對邊疆思想史的語境、議題以及實踐路徑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思考并進一步指出,通過揭示邊疆區域的內在邏輯以及這種邏輯的外部表現形式,經由對“邊疆性”及其與整體之關聯的理解,形成邊疆思想史的認知框架,最終將為中國議題與中國敘述本身提供可能的解釋性方向與嘗試。

  關鍵詞:邊疆思想史;“邊疆性”;中國敘述;邊疆敘述;邊疆定位

  基金項目: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項目“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經驗研究”(2019-GMC-001)、中央民族大學2019年度“中央民族大學雙一流建設資金”之民族學學科經費資助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袁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邊疆與中亞問題、清史與邊疆民族史。

  一、作為思想史空間的邊疆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而思想史本身的空間又是多元的。中國豐富而多樣的文明積淀與歷史傳統為我們理解思想史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也為我們認知思想史的中國特質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統一性構成了理解中國的前提與思想動力。

  著名的歷史學家E.H.卡爾曾提醒我們:“歷史學家需要一種富于想象的理解力(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以透視正在其研究視野中人物的內心世界,把握其行為之后的思想狀態……歷史學家的作用既不是熱愛過去,也不是使自己從過去中解脫出來,而是作為理解現在的關鍵來把握過去、體驗過去。”[1](P.108,110)這種“富于想象的理解力”可以穿透單一事件與文本的迷霧,讓我們得以理解個人、人群以及更大范圍內的人類共同體的行動所造成的影響,并理解這些行動背后的思想特質及其折射在整體中的價值。邊疆為我們提供了塑造這種“富于想象的理解力”的背景與可能。

  在構筑世界秩序的漫漫征途中,人類經歷了從小區域向跨區域的交往歷程并形成了古代意義上的世界體系。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世界體系的興衰與國家、帝國或文明的興衰模式有所不同。當一體化程度增大時,世界體系就興起了,而當原有線路的聯系衰退時,世界體系也就衰落了。不過,如果因為某個地區的一體化失去了活力就認為世界即將回歸原狀的話,那這種觀點就太淺薄了。相反,原有組成部分會繼續存活下去并成為重組所需要的素材,正如原有的體系所繼承的也并非白紙一張,而是一套在某種程度上組織完善 的亞體系一樣……當此前處于邊緣地帶的行為體開始占據體系中更加有力的位置,以及在此前密切的互動中微不足道的地區成為互動中的焦點甚至權力中心時,這種重組就會發生。”[2](P.356)如何發現并敘述這種處于邊緣地帶的行為體的相關邏輯,將關系到這種古代世界體系的整體特征如何呈現,以及這種整體特征如何在近代轉變中得以維系和傳承?

  當我們將視野放到全球,同樣可以發現這種蘊含在邊緣地帶行為體當中的“邊疆性”的呈現與生成.正如全球史著名學者尤根·奧斯特哈默和尼斯·P·彼得生所指出的,縱觀起始于1500年之前的千年世界史,也就是漫長的中世紀史,我們 就能發現,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巨大范圍的整合分別發生在8世紀和13世紀的世界邊緣地帶,第一次生發于阿拉伯地區的沙漠邊緣地帶,最終形成了影響深遠的阿拉伯帝國并對當時歐亞東西兩端的文明都產生重大影響;第二次則是崛起于東北亞的蒙古力量,最終同樣影響了歐亞大陸和中國本身的歷史進程[3](P.31-33)。從這種意義上說,世界范圍內的諸多重大變遷與轉型,很多都來自于邊緣區域的推動力,當然,這種論述也存在其片面性,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而最為著名的世界體系理論家沃勒斯坦在其晚年的作品中,更是進一步思考了民族在世界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作為一種文明的現代世界體系的可能性問題[4](P.239)。

  在這種語境下,當我們思考中國問題或者中國思想史的時候,同樣需要關注其中的邊疆空間,并對邊疆內部的行為邏輯及行動體本身加以系統的闡釋。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必然需要對中華文明的外部與內部結構加以關注。從外部因素來看,中華大地的統一具有其地理與文化的基礎,而悠久的文明史又為這種統一提供了足夠深厚的實踐積淀,這構成了我們思考問題的現實基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具體的認知層面,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關于文明“軸心期” 的論斷影響深遠,并使我們對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形成的包括中國文明在內的幾大文明中心形成了某種本質化的認知。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即便是雅斯貝斯本人也注意到軸心文明本 身的有限性問題,他在文中指出:“軸心期雖然在一定的空間限度里開始,但它在歷史上卻逐漸包羅萬象。任何未同軸心期獲得聯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繼續過著已達幾萬甚至幾十萬年的非歷史生活。生活在軸心期三個地區以外的人們,要么和這三個精神輻射中心保持隔絕,要么與其中的一個開始接觸;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們被拖進歷史……生活在軸心期以后的全部人類,不是保持原始狀態,就是參與當時唯一具有根本意義的新事態發展過程……從三個地區相逢之際起,它們之間就可能存在一種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時,他們便認識到,他們關切同樣的問題。盡管相隔遙遠,但他們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早先文明的輪廓漸漸消散,承載它們的民族在加入了軸心期運動時從視野中消失了……從軸心期起,世界歷史獲得了唯一的結構和至少持續到我們時代的統一。”[5](P.14-15)可以說,即便是在這些軸心文明區域的人們,也開始意識到這一區域在歷史層面的多重性、自身的限度以及軸心文明區域間的彼此關聯問題,而當我們理解這種多重、限度與關聯性的時候,“跨界”因素以及“跨界”空間就成為必須關注并加以解釋的議題,與之相應地,對“軸心文明”的邊緣認知也就成為我們理解并揭示“文明歷史” 與“世界歷史”之間關系的關鍵環節。

  從整體性上看,古代中國形成并奠定的軸心文明特質,隨著中國被卷入近代這一結構性大變局,歐亞大陸原先相對固定的農耕文明單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位于南亞的印度文明區域也概莫能外;此外,由于近代轉型的被動特征,因此近代中國在接受近代西式民族國家體系的過程中存在一種“未完成”的困境,那就是如何實現一個作為具有歷史積淀和基礎的文明體的中國與作為國家體的中國之間在空間上的完全契合“王朝”“民族”和“國家”等核心概念及其相互關系成為近代知識分子著力關注與思考的重要議題。與此同時,隨著20世紀世界范圍內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國際體系的全面確立,既有的對于區域文明的敘述模式逐漸被國家化的思想敘述方式取代,在現實實踐層面以國家為前提來構筑思想史的基本框架與敘述結構,而作為之前早已成型的基于歷史積淀構筑的軸心文明區域也無法自外于這個過程。

  當然,這種基于“國家空間”的一般思想史敘述有助于我們確立對于國家整體思想氣質與知識 特征的認知,從而形成基于國家的整體認同;但在 另一方面,當我們習慣了對于中國知識空間的整體性與一般性敘述,以及在這種敘述中所形成的對于知識空間內部中心與邊緣的均質化想象,事實上又會對基于特定歷史與生態而形成的中國邊疆區域形成某種內部東方學的視角并將這種視角進一步外推,在這一過程中又形成了外部認知的差序格局,具體表現為對東亞、東南亞、南亞和中亞鄰國呈現一種認知從深到淺、由豐富到貧弱的階梯狀態勢。這種認知局面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們在當代全球互通的大背景下基于對邊疆空間的忽視而形成內部與外部知識圖景的某種“斷裂性”,其中尤為明顯的是古代與近現代話語之間的斷裂,以及中國自身分析框架與外來學術框架之間的斷裂。由于這些斷裂的存在,使得我們在思想史空間中存在一個明顯的邊疆“缺口”,如何認知和彌補這個“缺口”,關系到我們能否構筑一種更具整體性的中國思想史話語,也關系到能否為跨區域的思想史認知提供新的基礎與可能。

  二、中國邊疆敘述的三種類型

  中國不僅是現代之中國,更是歷史之中國。因此,理解中國及其邊疆,就必須將其放到一個整體史的框架中加以考量。葛兆光先生在其《道統、系譜與歷史——關于中國思想史脈絡的來源與確立》一文中,梳理了古代中國思想史的敘述脈絡,認為它具有三個基本系譜來源,其一是古代中國的“道統”,其二是近代日本“支那哲學史”與現代西方“哲學史”框架下的中國思想資源,其三則是20世紀30年代之后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與思想史敘述框架[6]。由此返觀中國的邊疆思想史敘述脈絡,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得到相關啟示,即我們如何系統性地梳理既有的邊疆知識內外資源,首先梳理并闡釋古代中國的邊疆知識與治理特征,其次分析域外邊疆理念及其分類實踐對于中國所產生的知識性與政策性影響,此外還有必要進一步對近代以來中國在觀念變遷與國體轉型過程中所經歷的數次邊疆認知框架轉變歷程進行系統梳理。可以說,這些具有不同來源與路徑的邊疆知識資源構成了具有整體性的邊疆思想史的基礎。

  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邊疆知識資源及其類型在很大程度上對應著特定的歷史時段與地緣背景,并在身處全球化的當代對中國的邊疆敘事與邊疆話語產生競爭性的影響。簡而言之,這三種類型構成了我們當下思考邊疆議題及其實踐策略的基本資源。

  (一)以王朝羈縻政策及其資源配置為代表的古代中國邊疆分類及其治理實踐邏輯

  古代中國的邊疆分類及其治理實踐邏輯,經由官方正史而得以系統性闡釋,在“經世致用”的經驗背景下,構成了我們對于歷代王朝政治興替及其在邊疆區域所采取的羈縻政策治理績效與內在不足的基本認知框架。古代中國王朝語境下的邊疆,“往往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類型,在某種程 度上成為一種與中原內部治理事務相對應的,附屬于古代中國內部治理大框架的治理類型,成為 支撐和維系傳統中國內部文化認同與權力結構的重要資源”[7]。以此為出發點,基于古代歷史經驗所構筑的邊疆政策構成了整體邊疆議題與邊疆思想中的歷史性基礎,并經由王朝序列結構而形成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與連貫性的邊疆政策邏輯。如果單單從這一時期的邊疆實踐而言,這一時期的邊疆話語與認知邏輯基本上是可以自洽的,是獨成一體的。后續出現的對于這一時期邊疆認知與實踐的相關質疑與反思,是在近代域外邊疆知識與西方社會科學等學科話語進入之后逐步促發并形成的。

  (二)近代域外國家邊疆理念與政策對華造成的復雜影響

  域外各國在自身發展與演變過程中形成各自獨特的邊疆觀念,并在內部邊疆治理方面構成了各自的特色與實踐邏輯。隨著中國被卷入近代化與世界地緣格局,在邊疆事務方面也受到以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等殖民帝國勢力為代表的域外因素的深刻影響。從歷史來看,近代殖民帝國在亞洲的擴張過程,同時也是這些帝國邊疆理論及其概念在這一區域逐步散布的過程。這些殖民帝國在亞洲殖民地的統治與邊地治理經驗,經由其與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關系,形成了我們在認知和處理近代中國各區域邊疆治理經驗與實踐上無法忽視和回避的影響[8],而類似英國、日本等在涉華殖民地事務上采取的邊疆政策與實踐策略,至今依然影響著現實政治與國際關系。當然,這一時期的國際法也開始進入邊疆領域,之后又從西方世界傳到中國、越南、泰國等亞洲國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中國在與西方國家的邊界交涉中都自覺地拿起國際法的武器,以保衛邊疆、維護主權,但各時期效果不同,總體上是失利多于受益”[9](P.83)。

  (三)中國知識界對于邊疆事務認知的近代轉型

  中國自近代轉型以來,由于社會環境的巨大變化,國內知識界對于邊疆的認知也經歷了一個 從王朝邊地到國家邊疆的變化過程。這一過程本身非常復雜,以清末西北史地學諸學者的旨趣為例,其中如張穆等人存在對于古代既有王朝羈縻政策與治理框架加以重新解讀與運用的傾向,多以史料輯佚與校釋為主要方向,而像龔自珍、魏源等人則期待能夠通過對當時邊疆形勢的分析,形成更有現實感與針對性的治理策略,這在龔自珍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議》以及已經佚失的《東南罷番舶議》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這兩種倡議,“一西北一東南,一‘置’一‘罷’中,顯現出龔自珍對于‘天’地東南西北之學’的思考”[10](P.120)。進入民國,隨著國體的轉變以及宗藩體系的瓦解,原有的邊疆傳統控馭方式逐步轉變為兼具區域治理與民族政治色彩的邊疆治理模式,而民族史敘述也相應形成新的框架,“民國肇造后30年的學術研究成果,此時被化約為一些簡單的考古學、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知識,蘊含于仰韶-龍山文化、漢藏語系、蒙古人種、母系社會等學術詞匯中,被納于中國民族史敘述之內。這樣的歷史,一方面繼承中國二十四史以來的王朝歷史記憶與革命建國記憶,另一方面以新學科知識來強調國族之一體性 (如漢藏語系、蒙古人種),區分國族文明發展上的古老核心(仰韶-龍山文化)與落后邊緣(母系社會、游牧社會),以及勝利者(炎黃民族集團)與失敗者(蚩尤、三苗等民族集團)。它們后來經史學家擇良汰窳,最終形成今日我們所知的典范中國 民族史——典范中國史的一個重要部分”[11]。隨著日本對華侵略的加劇,國內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大為加強,在此背景下成長起來的邊政學研究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邊疆研究新方法的嘗試與創新。對此,吳文藻先生曾指出:“中國方面,過去最當注意者,首推中華民族之形成史,是即一向邊疆,一向海外,兩路自然發展的史實,其中尤須追溯此族遷徙混合的跡象,移殖屯墾的功績。其次,則為歷朝御邊理藩的積業,開拓疆域的成果,乃至中原農業文化與邊疆畜牧文化沖突混合的歷程。現在急需瞭解者,自然一面是海外華僑現狀,一面 是邊疆實際情況。”[12]在當時的政治軍事環境下,吳先生對邊政的認知,一方面延續原有的以陸地邊疆為主要區塊的邊地認知傳統,另一方面則意識到以海外華僑等為代表的域外要素的重要意義,這種新的思考折射出當時的邊疆思想史認知空間已經從單向度的域內認知轉向更為豐富的跨界與域外群體認知。所有這些,都為后世的邊疆研究提供了兼具原創力與家國情懷的精神動力和現實基礎。

  中國邊疆研究的上述三種類型,為我們勾勒出邊疆作為重要認知空間所具有的獨特性。對此,馬大正先生指出:“事實上,中國邊疆研究如要存在和發展,就首先要承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其次還要認識到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一個與中原內地有不同特點的邊疆地區。”[13](P.272)理解和認識這種獨特性,將為我們全面理解“世界之中國”與“中國之中國”的內在關聯提供并確立一種基于歷史與現實的“邊疆”關聯。

作者簡介

姓名:袁劍 工作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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