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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規則與全球化的中國方案
2020年01月17日 09:36 來源:《探索與爭鳴》2019年02期 作者:任劍濤 字號

內容摘要:“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國際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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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從晚清至今,中國一直處在適應、拒斥與重構國際規則的矛盾狀態,這直接制約了中國國家治理的態勢與結果。從歷史演進來看,這一時段的中國經歷了由崇尚德性到尊崇規則的國際認知變化,與國際條約體系遭遇后的立約、廢約與修約的復雜過程,最后在國家獨立具有保障的情況下,經過一段自陷孤立,終于走上融入國際規則的軌道。正是在順應國際規則的40年中,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國家治理績效明顯提升。在經濟增長的鼓舞下,中國再次萌生修訂甚至重構國際規則的強烈愿望。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旨歸,導向新的國際規則體系,正成為中國近期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全球化/國際規則/中國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

  作者簡介:任劍濤,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自從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以來,國際社會就對中國發揮的全球作用關注有加。“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是出自中國的國際社會構建理念,同時也是中國旨在改變近代以來被動接受國際規則體系定勢的嘗試,更是崛起的中國致力打造適應國家利益需求的新國際規則體系意愿的顯露。欲理解中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帶動的新型國際規則體系構建嘗試,需要從中國歷史著手。在了解中國從德性傳統轉變到規則體系的復雜歷史變遷的基礎上,方能知曉中國何以凝心聚力修正現行國際規則體系,努力凸顯與中國國際地位變化相稱的、不同于發達國家已經打造出來的另一種全球治理方案。

  從德性到規則:全球化的中國體認

  站在17世紀的現代邊緣,中國的天下體系遭遇西方的世界體系。從歷史的長過程來看,天下體系逐漸被世界體系所瓦解。從兩者碰撞的最終結果來看,天下體系被世界體系勢如破竹地瓦解。曾經的“天朝上國”,長期在遠東地區精心構建的朝貢機制,不再能夠自如地發揮作用;一旦天下體系與朝貢機制運作不再銜接,中國就必然要艱難重尋自己在國際社會的位置,由此陷入了在世界體系中尋找自己國家位置的艱辛摸索過程之中。一個古老帝國,自斯開啟了被迫適應已經確立起來的國際條約體系的進程,欲迎還拒地接受從外部楔入中國的“國際”與“全球化”這類理念。兩幅鮮明不同的歷史畫面由此展現在世人面前:

  一幅是中國的悠久歷史畫面。中國本無“國際”的理念,也無萬國互動形成的“世界”理念,中國只有“天朝上國”與“朝貢國家”即圈層形式建構起來的“五服制度”之“天下”理念。在這一體系中,現代的民族國家并不是國際社會的主體。中國之為“中國”,主要是一個競爭性的文明概念。在其文化輻射的范圍內,地理意義上的“中央之國”,具有其獨特的含義;而文明意義上的“中華之國”,是愿意承諾中華文明理念與制度的國家都愿意使用的復雜概念。①盡管按照當下衡量國家綜合實力的三大指標,即硬實力、軟實力與巧實力來講,②作為昔日的古代帝國、今日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最具有影響這一地區政治、經濟與文化狀態的硬實力,尤其是明清的政治史證實了這一點。③但以政治正當性樣態浮現出來的“天下體系”局面,似乎主要以德性感染為驅動力量。這樣的狀態,由兩個密切相關的因素所促成:

  一是中國政治統治結構呈現出的“霸王道雜之”特點,以及在提供政治合法性辯護時的“陽儒陰法”觀念體系。從前者講,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掌權者都是信奉硬實力的。但他們深知,僅僅依靠硬實力是不能讓臣民們臣服的,因此以霸道的一手攫取權力,而以王道的一手軟化人們對權力的抗拒,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帝王家族的統治。歷朝歷代的帝王們對臣民一者施以暴力統治,一者施以“與民休息”的政策,確實達到了有效延續其統治地位的效果。就后者論,中國古代的統治思想建構,在實際權力運行的設計與辯護上,主要依賴的是法家。法家倡導的帝王以法術勢強有力掌權為進路,以秦始皇閱讀韓非子一書時的贊嘆得到最佳表述——“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典型反映了法家帝王術深得帝王的偏愛。但法家在權力面前畢竟顯得太過戀權,對權力迷戀的表現也太過直接,因此,儒家適時出場。儒家在“博施濟眾”(《論語·雍也》)、“老安少懷”(《論語·公冶長》)的權力德性限定上,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經·廣揚名》)的忠孝政治倫理建構中,為權力的合德性運轉提供了系統論證。這是對“打天下者坐天下”④的暴力皇權一種上佳的矯正與修飾。儒家對權力合法性的限定或辯護,確實提供給古代皇權以不可替代的合法性理由,甚至是正當性說辭。這對掌權者來講,不啻一件省心省事的大禮。“陽儒”作為臺面上的政治合法性與正當性辯詞,確實也從臺面上廣泛影響了中國人的政治思維,以至于成為中國人總是從道德的角度看待政治事務的剛性定勢。

  由于古代中國人的這一思維模式是建立在“天下”的基礎上的,因此,它自然會具有超出特定政權控制范圍的擴展效應。在朝貢體系、五服制度的實力波及范圍內,它一方面成為中國看待受其影響的這些國家的固定眼光,另一方面也會成為這些國家與中國打交道的基本方式。一種居于“中心”的中國自認與一種源自“邊緣”的朝貢國默認,讓類似于宗主國的中國與藩屬國之間的關系,成為創制中國文明與接受中國文明的關聯體系。在古代,中國實力可以征服對方的時候,中國一直是訴諸實力的。而在實力所達范圍且被承認的情況下,中國的靖邊政策呈現出仗義疏財的道德性,即中央皇權愿意提供給朝貢國以物質支持表示自己并非單純索取的壓榨者。所謂古代中外關系史上長期存在的綏靖論與戰爭論,以及二者的相輔相成,就很好說明了這一點。訴諸戰爭的實力原則,經典的表述是:“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左傳·襄公四年》)基于安撫的綏靖原則,經典的表述是:“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左傳·僖公七年》)而后者為儒家孔子、孟子所闡揚,因此在儒家成為中國政治合法性與正當性辯護的主流以后,也就對中國人的對外政治思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⑤這可以說是中國德性化的政治與外交思維的內驅動力。

  二是近代以來國家“被動挨打”處境中對國家治理模式的體認。在近代中國遭遇列強入侵之后,被欺凌的政治經濟現實遭遇塑就了崇奉實力的思維定勢,也塑就了站在被欺凌者地位抵抗強者就是無條件合乎道德的知行模式。這一定勢,在長期綿延的“落后挨打”處境中,進一步被塑造成為中國的歷史陳述模式:中國古代國家是以德性原則對外的,而西方現代國家則是以物質實力對外的。因此,實力政治是不道德的政治形式,德性政治才是唯一道德的形式。尤其是中國獲得政治獨立以后,長期處在國家硬實力不濟的狀態,就更是以一種德性抗拒實力的道德擔當意識確立內政外交政策。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中,基于一種極為強烈的對比效應,固化了近代中國以來國人確信自己國家從來都是以德性治國的思維定式,并且將這一認定作為自己處理國際關系問題的準則。只要看看改革開放以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在外交事務中義正辭嚴地譴責帝、修、反的言論,就可以知曉這一點。⑥

  另一幅是現代世界的中國處境畫面。中國對現代世界的感知非常復雜:在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早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前30年,開初,中國是向蘇聯“一邊倒”,以為跟蘇聯結成同盟,就可以跟西方世界對壘。“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⑦后來,中蘇決裂,中國一段時間內向蘇美同時挑戰,但這樣處理國際事務,讓中國自陷危險境地。因此,中國一方面在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基礎上,以自己代表被壓迫、被剝削、被欺凌的落后國家自認;另一方面爭取搖擺的第二世界同情第三世界的反抗事業;再一方面,就是努力建構一個抗拒蘇美霸權的國際陣線。這樣的國際理念,背后仍然隱約透露了實力思維,但留給人更深印象的還是德性思維:聯合弱者對付強者,是基于道義原則,而不是依托于實力原則。在這里,國際規則,哪怕是基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陣營對壘的局部意義上的國際規則,都不為中國所重視;或者,已經達成的國際規則,都僅僅是中國譴責強者欺凌弱者的文本依據。中國每每對一個重要的國際談判期間、國際規則文獻制定或達成之際做出的外交反應,都可證明這一點:總是強烈譴責兩個超級大國,總是伸張第三世界國家訴求的正當性。⑧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總體特點,就是將原則聲明置于規則制定之上,并將之視為國際事務得到有效解決的前提條件。“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國內的事情要由國內人民自己解決,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⑨商量的原則,就將中國視為超級大國強加的國際規則懸置起來,而有了國際事務處理的一事一議的靈活余地。這對中國處在落后狀態下尋求國際空間是有幫助的。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世界體認呈現出嘗試走出德性思維,努力融入世界的趨勢。尤其是這個世界在1990年展現出從分裂到統一的趨勢——隨著蘇東的劇變,兩個陣營的對壘徹底瓦解,一個由“現代”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引導的、相對于冷戰時期更為完整意義上的“世界”呈現在世人面前。如果說此前由分裂的全球化運動所推動的世界歷史進程未能有效整合的話,蘇東劇變后便開啟了一個整全意義上的全球化進程。這對中國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此前,中國依違于兩個陣營之間,對于完整意義上的國際社會、國際規則缺乏嚴格意義上的體驗;此后,中國融入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全球社會,在加入各種雙邊、多邊國際協議的過程中,中國終于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時候,進入體驗國際規則體系的高峰時刻。

  面對全球化,中國走過的歷程,從總體上可以描述為國人從以德治國的德化自認轉變為依法治國的規則崇奉的艱辛過程。這一歷程,可以區分為三個歷史階段:一是明清之際到晚清階段的“厲行海禁”,這是對早期全球化的一種嚴厲拒斥態度,也是中國自己掐斷現代早期的歷史進程,拒絕國際規則體系構建初創時期的種種嘗試的時期。二是晚清到人民共和國前30年,這是一個中國對全球化欲迎還拒的階段。最終的結果,是中國融入了一個所謂反資本主義的局部全球化格局之中。“一邊倒”地向蘇聯學習,實乃一種局部全球化的中國嘗試。但綿延長久的中國對待國際社會的道義原則絕對主導了中國的國際思維。中國大致形成了一個以原則代替規則的處理國際事務的定勢。⑩三是近40年來中國融入1500年以來形成的主流全球化格局。這是一個漸次、全面進入國際規則體系的階段。與此同時,中國對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規則體系,浮現一種對自己明顯不公的感覺。因此,中國處在一個試圖進入國際規則體系,但又修正國際規則體系的新狀態。最終,中國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方案,嘗試重新訂立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國際規則體系。這是一個需要全面描述和深入分析的重大變化:它不僅極其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進程,也正在出人意表地影響世界歷史的當下進程。但會不會因此出現一個“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也就是由中國主導國際規則的重要時刻,還無法準確加以預測。

  條約體驗:立約、廢約與修約

  中國的全球化體認,從遠景看,與中國自身的歷史變化具有高度關聯。尤其是考慮到有人指出,成吉思汗的征服是1300年以來這一長波的全球化進程的原創起點,(11)那么當時被深度卷入其中的中國,就更是在全球化蹣跚起步的時候,就處在這一歷史巨變的風暴中心。但至少有兩個理由,讓我們不打算從這一歷史時期開始考察中國的全球化體驗:一是因為成吉思汗的征服,對中國來講,并沒有帶來具有制度性意義的結構化改變,也即是說并未真正開啟中國的現代轉變進程。二是因為成吉思汗的征服如果說促成了亞歐大陸的物種大交換、族群大流動、政治再組合,但并沒有在中國范圍內引發相應的變化。相反,作為游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再次征服,中國不過進入了新一輪的治亂循環。這樣的循環,不僅是在一治一亂的歷史周期意義上而言的,也是在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族際爭戰中一進一退而言的,更是在中國不斷修復自身的歷史文化與社會政治機制的意義上而言的。

  中國迫不得已進入的西方國家構建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是一個在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構筑的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它由一套復雜的國際條約體系維系。這是一個極為典型的現代事件。所謂現代事件,就是說這樣的事件,在現代以前,即便是存在,也僅僅是一個萌芽狀態的東西,遠不是成型的社會結構;只是在特定的現代歷史時期,也就是自1500年以來的這個歷史階段,它才破土而出,凸顯其全方位區別于過去的人類歷史活動模式,展現出由工商經濟、民主政治與多元文化共存的現代面目。如果人們執意要將其歸為遠古歷史發展至今的結果,那就只能是一種歷史癖好的結論;如果人們要將之視為東西方社會共同努力的產物,那么也只能是一種平等對待全球各個區域與族群的政治正確結論。人們必須承認,這個世界,就其成為一個由不同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而言,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塑造世界的結果;就其成為一個訴諸國內法體系和國際法規則的趨同性全球社會來講,那是現代法治建構的成果。其原生形態,降生于西方國家。西方以外的國家,對之確實作出過歷史貢獻,但也確實沒有發揮多少現實動力。

  就西方國家的勃然興起帶給全球令人震驚的變化而言,歷史學家基于“人類共同體史”的視角給出了比較令人信服的結論。“1500年以來的世界歷史實際上應當被看作一部競爭史。一方面是西方不斷增長的干擾世界其他地區的力量;一方面是其他民族為趕走歐洲人而進行的越來越絕望的努力,這種努力包括比以前更起勁兒地固守自己的文化遺產,或者是在這樣做失敗了以后,接受西方文明的某些成分,主要是技術,希望以此來獲得維持獨立的手段。”(12)這可以說是非西方國家接受或拒斥西方全球化的結構性成果。其先在的歷史前提是,基于歐洲國家內部的競爭,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為全球帶來了嶄新的民族國家整全建制,從而促成了國家間競爭的全球化國際體系。三十年戰爭對歐洲造成了重創,參戰各方不得不在承諾主權的前提條件下,以談判為手段,達成實際上由一系列文件構成、但稱之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國際條約。這一條約,至少從三個方面塑造了現代國際體系:一是戰爭不再是解決沖突的唯一手段,談判訂約開始成為尋求國際和平的重要方式;二是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權觀念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徹底斷送了基督教世界社會或世界帝國建制的舊式國際體系;三是世俗主權國家體系的興起,預示了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將主導國際社會的相關行動。(13)此后的世界,可以說是歐洲之外的所有地區被卷入其中的擴展性產物。中國正是其中一個顯示出自身傳統極強韌性,但也不得不進入其中的國家。換言之,中國也是在全球化已經被給定的情況下,被動卷入全球化進程的。

  從歷史視角看,中國自有處理古典國家間關系的傳統。在中國古代國家關系的傳統中,國人熟稔于心的是盟約關系。為人熟知的戰國中晚期的“合縱連橫”,可以作為經典證據。但人們似乎不能將之作為主權國家之間的現代國際體系看待。如果說這是諸侯王之間處理國家間關系的方式,換言之,也就是處理沒有主權糾紛的諸侯國之間關系的方式,因此不足以說明中國古代用以處理諸侯國之間關系的盟約形式,可以直接用來處理現代國家間關系。那么,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就真正可以被視為一個旨在依靠朝貢關系結盟的力證:朝貢體系其實就是一個靈活多樣的與周邊國家打交道,而使之不與中國發生糾紛或戰爭的手段。中國與朝貢國由此成為利益相對一致的國際體系。朝貢體系的維持,可以遵循利益往來慣例,也可以接受中國的儒家思想為標志,還可以表面表示臣服,甚或只是在中國實力強大時懾服對手朝貢。(14)這明顯不是一種規則體系,而是一種松散的聯盟關系。古代的聯盟關系,不是一種可靠的政治盟約體系,而是基于種種實利或觀念的考量結成的利益共同體。它不像現代條約體系維持的國際社會,具體的條約條款可靠性雖然缺乏保障,但依靠訂約維持國家間與國際社會秩序的進路,基本是不變的。

  站在現代歷史的邊沿上,可以說中國人對現代國際社會的條約體系是極為陌生的。這種陌生,主要是它與中國古代悠長歷史上處理國家間關系的一諾千金大思路相去甚遠;也與中國古代即便經歷無數戰爭,但并未催生國家間依靠立約來確定主權地位,進而依據主權原則來處理內政與外交事務的國家習性有關;進而也與中國地域廣袤、資源豐富,很難體會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借助戰爭奪取資源,或者經由訂約獲得市場準入以獲取所需資源的重要性有關。就國內外事務相比而言,這讓中國古代國家更擅長處理國內的行政事務,而不太適應復雜的國際社會處理國家間事務的需要——所謂遠交近攻,似乎就敲定了處理國際事務或我者與他者間關系的實用原則。

  從中國與國際條約體系的關系史來看,開初的體驗就是負面的,接著陷入對峙的國際體系中而難以接受已經形成的主流國際條約體系。后來好不容易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局部接受了國際條約體系,但在高峰時的體驗所促成的是重建國際條約體系的念想,中國與國際條約體系的蜜月關系迅速進入張力狀態。簡而言之,中國與國際條約體系的互動關系可以訂約、廢約與修約來概觀。

  1840年是中國進入國際條約體系的元年。這一年中英之間發生鴉片戰爭。戰爭的前因后果已經為歷史學家所揭示,在此不贅。就筆者的論題而言,1842年中英兩國簽訂《南京條約》,是近代中國人在兩個國家政府間以條約的形式處理國際事務的開端。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因為它是強勢國家英國對弱勢國家中國施加的協議。這一施加,不僅是強權對落后的強加,也是一個已經在國際條約體系中游刃有余地行動的國家,對一個完全不熟悉這一體系的國家的施加。雖然在該條約的英文文本中出現了敦促清政府保護中國人權的字眼,似乎保住了現代條約體系的底線,但整部條約基本上是以中國割地、賠款、通商為主要內容。15評價《南京條約》,從具體歷史處境來看,是中國不情不愿進入全球化時代的標志性事件:一個自以為自足的農耕國家的政府,一定會被尋求國際市場的工商國家政府所攻擊。但這一攻擊的形式,不再是古代單純的軍事征服,而是在軍事力量介入之后,形成以雙方至少是形式上自愿達成的雙邊協議為準則確定下來的占優或失敗。由于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第一次嘗到了國際條約體系中強弱處境的不同在訂約時必然品嘗的苦果。此后中國政府對條約體系的排拒,就此可以得到理解。

  1840年以后的數十年,都是中國與先發的西方各國,接著是跟后發的東方日本,先后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高發時期。這些條約,讓中國的國家利益受到極大損害,按照論者的概括,體現在十大方面:割讓土地、勒索賠款、強迫開放通商口岸、協定關稅、公使干政與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控制中國海關、劃分勢力范圍、輸入資本、進行廣泛的文化侵略。(16)因此,從總體上講,進入條約體系的國人對這一體系滿懷憤慨就是再正常不過的感情了。“資本帝國主義列強憑借這些條約,為其經濟、政治、文化侵略廣開大門,迫使中國在不斷喪失主權、利權的情況下,對侵略者實行開放,對中華民族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劫掠和侮辱。在迫簽條約前后,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燒殺與奸淫,將中國踐踏得山河破碎,滿目瘡痍。它們還通過索取賠款和其他經濟侵略,榨盡中國人民的膏血,是造成中國一窮二白的根本原因。”(17)這樣的表述,大致反映了晚清以來中國人面對國際條約體系的共同心聲。

  因此,當中國出現廢約運動時,此情此景就成為廢約的社會心理土壤。廢約的高潮,出現在北伐前后革命政府、五四運動時期、國民政府建都南京階段和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北伐前后的南方革命政府,在對待國際條約體系的態度上,與北方的北洋政府態度似乎相反。后者主張修約,前者主張廢約。廢約,當然是一種遠比修約要激進的國際事務立場。在廢約面前,修約顯得蒼白得多。一是因為國人早就覺得國際條約體系是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因此廢除這些條約,理所當然。二是因為革命風雷激蕩之際,群情洶涌,越是激越的態度,就越是具有社會號召力,因此廢約的社會呼應遠在修約主張之上。南方革命政府宣告,革命目的一是“造成獨立、自由、平等的中國,所以必須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二是“為廢除不平等條約,當先召開國民會議,把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奪取的主權收回”。(18)在廢約的同時,南方革命政府自覺抵制北洋政府的修約嘗試,認為那是對帝國主義特權的一種承認,事關主權,絕難接受。這樣的主張,為后起的革命運動所繼承,因其廣為人知,茲不贅述。

  如果說晚清政府的訂約(盡管訂立的都是不平等條約),革命政府的廢約,開啟了中國面對國際條約體系的兩條路徑的話,那么北洋政府倒是開啟了與之不同的第三條路徑,那就是前面提到的修約一途。晚清訂約讓中國在進入全球化時代的初始時期陷于不利境地,廢約會讓中國承受不信守約定的名聲。修約,可能是一條務實地面對國際條約體系、理性面對中外已經簽訂的條約且保住守約信譽的進路。修約,實際上面臨兩個相關的問題,一是對期中和到期條約的修訂,二是為了體現修約的精神而尋求平等訂立新約。北洋政府修約的方式并不是簡單一律的。在一戰成為戰勝國的時候,對戰敗國如德、奧,采取的是廢舊約、定新約的辦法;對戰勝國即協約國提出的才是修約要求。對既定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提出的修約主張是站在道義與信約的兩個制高點上的。“中國代表爰提出說貼,臚列諸問題,冀依主權國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獨立、經濟自由諸原則,而加以糾正,庶障礙消除,而發展得遂自由。”(19)修約,基于的基本立場是現代國際法理念,因此站在道義高地;而主張的是修改不是廢除,因此站在支持現代國際條約體系的法政高地。這是聰明之舉。這一進路長期消逝在革命的凱歌猛進之中,但埋下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重啟理性的條約意識與訂約行動的種子。

  匯入全球:順應國際條約規則

  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對國際條約體系的排斥態度是顯而易見、引人矚目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長期處在革命激情的精神氛圍之中,也是因為中國沒有出現持續發展,處在落后挨打的總體處境中,道義原則總是更具有社會感召力的緣故。而且,由于中國在百年的時限內,生成了三個政治體(晚清、民國與人民共和國),國家權力在交接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導致內政外交大政方針的中斷,缺乏理性、穩定和持續的國際政治思維與行動,因此陷入一個積累一定外交經驗便中斷,然后開始一輪新的摸索的循環,因此總顯得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的經驗不足。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最穩定的政權體系。不過共和國的歷史依然被清晰地區分為兩個歷史階段:一是共和國建政的前30年,一是共和國發展的后30年。“兩個30年互不否定”(20)是基于共和國的政治連貫性作出的斷定。但兩個30年的構成性特點不同,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從前30年看,中國對國際條約體系的態度與采取的行動,在初期是極為鮮明的廢約主張,在中后期是重尋回歸國際條約體系的路徑。建國初期,中國政府就特別強調:“對于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與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21)由于向蘇聯“一邊倒”,與西方國家簽訂的條約,事實上基本處于廢弛狀態。但與蘇聯的訂約,一定程度上讓中國積累了經由談判達成國際條約,并成為與國際社會打交道基本依據的經驗。不過,這種“一邊倒”除了獲得利益的實際考量以外,主要依托的并不是國家間條約的互利條款,而是一種自認的平等理念。“究竟‘一邊倒’對不對?我們一邊倒是和蘇聯靠在一起,這種一邊倒是平等的,我們信仰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我們中國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不是硬搬蘇聯的經驗。”(22)這不是對條約條款的重視,而是對國家間政治意識形態一致性關系的看重。

  這讓人民共和國前30年處理國際關系的時候,呈現出引人矚目的顯著特點:這是一個以原則代替規則的時期。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是這一時期中國處理國際問題,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治理的基本理念。這五條原則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23)這些原則,完全顯示出中國已經準確把握住了現代國家間交往的基本準則。但也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原則只是為民族國家間打交道指明了方向,奠定了處理雙邊或多邊關系的基礎,但還不是實際規范或約束國家間處理相關事務的協議條款。這些原則是高度抽象的,與具體處理國家間政經利益的協議條款存在相當距離。自然,不是說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不存在處理國家間關系和國際事務的條約關系,中外簽訂的條約甚至數量不菲。但這些條約在國家處理相關事務中的重要性程度,遠遠趕不上上述五項原則。這一方面是因為,原則的實施靈活性比條款的執行既定性在維護國家利益的時候更為便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與西方國家的廢約與訂約并不順暢;即便是建國初期順暢簽訂自認平等的中蘇條約,執行上也因為迅速到來的中蘇沖突而讓這些條約實際廢止。

  人民共和國前30年對某些國際條約體系的尊崇,讓中國仍然處在現代國際條約體系之中,而沒有完全疏離現代條約維系的國際社會。其中對維護全球化政治經濟秩序發揮重要作用的聯合國機制,就因為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而讓自己具備了練習適應國際規則體系的機會。盡管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席位主要是一種國際政治斗爭,而不僅是經過艱苦談判達成的協議結果。但聯合國作為全球治理的重要機構,中國重回這一機構,并且經由友好國家倡議,成功列入聯合國議程、最終獲得多數票支持而成功解決席位恢復問題,且杜絕了“兩個中國”方案,(24)可以說是人民共和國前30年晚近階段最重要的適應國際規則的練習機會與經驗積累。

  人民共和國的第二個30年,是國家順應國際規則,從而匯入全球化潮流的階段。這樣的進路,導出兩個令世人矚目的后果:一是中國的國家治理尤其是經濟增長績效讓人稱奇。二是中國國力的提升,讓中國開始慎重思考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這是理性兼綜合國內與國際事務的結果。從治國基本理念的轉換上,已經體現出了這一基本特點:鄧小平自覺扭轉了為時不短的、閉關鎖國的政策方向,強調中國的發展必須坐實在三個面向的原則基礎上,即“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25)這為中國真正融入國際社會指明了前路。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全面啟動,讓中國正式進入符合現代常態的發展軌道:一是在經濟發展的模式選擇上,經過經濟形態的意識形態之爭,終于落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政方針。這奠定了中國與發達國家經濟接軌的基礎。二是在政治發展的目標上,確立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基本目標,這就確定了與國際社會主流的國家治理模式,進而與法治化的全球治理模式接軌的導向。三是在國家內部問題治理與全球問題治理的貫通上,中國逐漸凸顯出積極介入全球問題治理的新型國家治理思路,因此,接受并實行通行的國際規則就在情理之中。

  因此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順應國際條約體系的轉變。其中最為重要的標志性事件,在政治領域中,就是加入《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經濟領域中,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全球問題治理中,就是積極加入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巴黎協定》。這是中國大力度、全方位接受國際規則體系的鮮明表現。分析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前后簽署的國際人權條約數目不少,但改革開放前僅限于有關武裝部隊人員與戰時平民權利的寥寥幾項公約。而改革開放以來,簽署的人權公約數以之前的倍數增長,而且加入的都是前面提及的兩項以及相關的重要人權公約。(26)以這樣的力度加入政治性的國際公約,是自晚清以來的首次。尤其是兩項國際社會的基本人權公約,其中的一些條款與中國的現行制度存在沖突,而中國政府都同意簽署,這是中國立意融入國際規則體系的一個重要標志。(27)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融入現代世界商約體系的鮮明標志,也是中國以融入國際商約體系而融入國際政治規則體系的重要標志。誠如論者指出的,“中國加入WTO,無疑將給中國帶來利益,但中國同時還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至于這種利益和義務的具體情況,則主要取決于具體的協議條款及其履行,以及在協議范圍內的經濟活動。在這里所說的義務,主要是指中國政府必須遵守的WTO基本原則,以及中國在加入WTO時所做出的承諾。WTO的基本原則貫穿于WTO的各個協定和協議中,而這些基本原則構成了多邊貿易體制的基礎。這些基本原則是非歧視原則、透明度原則、自由貿易原則和公平競爭原則。……這些原則,無論哪一條都與對外貿易關系上的政府行為密切相關。特別是透明度原則、公平競爭原則以及為保障這些原則的法制化,對中國政府運行具有直接而深遠的影響”。(28)可見,加入國際商約體系,對中國全面融入國際規則體系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簽署《巴黎協定》,是中國加入國際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氣候變化尤其是溫室效應,是近期廣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全球重大問題。在《巴黎協定》之前,國際社會于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簽署了《京都議定書》。顯然,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不是一個國家的國內治理可以奏效的事情,非得依賴國際社會同心協力的全球治理,才有望解決氣候變化的難題。《巴黎協定》對氣候變化治理的目標、減緩、適應、損失損害、資金、技術、能力建設、透明度、全球盤點等都加以了明確規定,是全球治理的互惠協定之一。中國加入其中并發揮積極作用,正是中國在全球治理時代努力實踐以國際法規則治理全球問題的體現。正如論者所說,“從1997年通過、2005年生效的《議定書》就全球減排確立了區別責任為主的附件一國家第一和第二承諾期減排規則,到2015年通過即將生效的《巴黎協定》確立的以共同責任為主的自下而上的自愿減排規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法正展開從原則到規則的全方位改革”。(29)就此可以說,中國對國際規則體系的主動承諾、實際介入和積極實踐,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積極進取的全球政策的必然選擇。

  由上述三大典型事件呈現出來的中國之匯入國際規則體系的趨勢,已經充分顯現出中國對國際規則體系所持態度與行動方式的根本性變化。這在改革開放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從這一選擇的相應國家治理績效來看,中國近40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急速增長,恰好與之伴隨,兩者的對應關系以及相輔相成,毋庸多言。從中可以找到中國經濟總量迅速增長的動力所在。理解這樣的選擇,就可以理解近期中國崛起的秘密。

  中國在順應國際規則體系中獲得了極為寶貴的發展契機,也確實由此收獲了發展奇跡。但融入國際規則體系的中國特色,一定會導致兩種有些悖反的結果:一方面,中國接受既定的國際規則,是因為看到接受這些國際規則帶給中國的發展機會,中國也確實在加入國際規則體系的過程中,贏得了極為重要的發展機緣、所需資源和多贏局面。另一方面,當加入國際規則體系確實促成了中國發展以后,中國對國際規則體系必有的優勢與缺陷了然于心,尤其是對其給中國更為長遠和高級發展所帶來的限制表示不滿,為中國重提修約話題提供了理由。事實上,中國順應國際條約體系,不等于承諾遵從國際條約體系的所有條款,矯正國際條約中對中國不利的條款,就成為中國進入國際條約體系后的重要事務。眾所周知,中國加入國際人權公約,在政府簽署公約之后設置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過濾機制,即便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人權公約,也對某些條款提出了特別聲明,以示保留,或有條件執行,或緩行,或不行。加入國際商約體系,也對中國的優惠待遇特別關注,相應的義務規避為人熟知。在簽署國際氣候變化應對協定的時候,也對中國承擔的總體義務明確攬下,但對一些具體義務提出了履約的條件。中國近期對國際規則體系的態度變化,便可從此尋到軌跡。

  重新立約:在原則與規則之間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面對國際條約體系采取的融入態度,顯然比之前采取的對峙姿態,要對中國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有利得多。中國的迅速發展證明了這一點,不再需要繁復的論證來對這一結果加以確證。但無論是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經歷上看,還是從中國古代傳統重視交往原則甚于訂立剛性協定而言,或者是從中國對國際協定總是將信將疑的一貫看法上考量,中國長期自認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既定國際規則的約束,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觀察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融入國際規則體系的歷程,自始就行走在一條原則與規則并行的靈活道路上:融入國際社會的原則,就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立定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確定的三個面向原則。這些原則是高于國際條約體系制定的規則的。

  之所以原則具有這樣的地位,一是因為這些原則是執政黨領袖確立起來的政治準則,二是因為這些政治準則既是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指南,也是官員在執行過程中以績效獲得升遷的政治依據。表面上看去,這些原則是很難作為具體舉措執行的,因為它們并不是規范如何行動的規則。但在中國,一個官員是否違背了這些原則,以及違反這些原則會有什么嚴重后果,大家似乎總是心照不宣、心知肚明的。這就讓規則的地位相形下降。而且因為“規則是死的,人是活的”(30)這種國人的慣性認知傳統,讓規則在執行中變形走樣勢成必然——“對規則,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修正”,這一流行話語是對國人執行規則、章程的態度所作的精準概括。這不是說國人完全將規則當兒戲,而是說國人并不認為規則具有神圣性。中國人是崇尚實用智慧的,(31)實用不實用,關鍵由規則發揮的實際后果來檢驗:如果規則有利于提升行為績效,那么它就會被尊崇;倘若規則對提升行為績效的效果較弱,甚或無益于提升績效,那么規則就會受到輕忽。換言之,規則的地位不高,是中國文化的基因鎖定的事情;原則的地位很高,也是中國傳統思維形成的定式。這與斷言中國人完全不愿守規的評價結論具有天淵之別。

  但是原則并不以解決具體問題為宗旨,規則則是以解決具體問題為目的而制定的。這就注定了以簽署國際條約、承諾實行相關國際規則,并尋求這些規則給國家發展以支持的中國,終究會將國際條約體系制定的種種規則尤其是促進中國發展的規則,放置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上來。于是可以說,自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政府致力于平衡處理國際事務的原則與信守國際條約的規則,從而讓中國既能進入國際條約體系,又以信守國際規則進入國際市場、國際組織與國際社會;并且在規則不及或不利的時候以伸張原則來抽象應對,在原則太過高遠的時候以守持規則來解決實際問題。這對一個千方百計尋求發展的國家來講,也許是一個進退有度的方略。

  須知,規則總是針對在特定時空條件中發生關系的雙方或多方而制定的條規。一旦制定規則的條件發生重大改變,就確實需要重新制定新的規則。關鍵的問題就是制定規則與信守規則的初始條件不出現結構性的差異,且能維持相對條件的一致性。對中國與國際規則的關系而言,改革開放的中國,以融入國際規則體系為基本導向,即使處理國家事務的原則是高于規則的,但并不采取改革開放前那種以原則代替規則的做法。因此,信守國際規則的中國形象得以逐步樹立起來。但是,對中國看待國際規則的態度出現明顯變化發生驅動作用的結構性因素一旦出現,就注定中國對國際規則的信守方略會出現顯著變化:改革開放進程關鍵時刻由鄧小平闡述的國際政策原則,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32)這正是鄧小平堅持信守既定國際規則且服務于中國發展需要的一貫立場的體現。不過這句話本身也埋伏了一個國家發展變局中的以我為主的理念,因此預示了中國低度發展的狀態一旦改變,“有所作為”的尋求發展之義就可能轉變為引導發展的意思,被動適應國際規則就會轉變為主動改良國際規則。

  中國在經濟總量做大的基礎上,對國際社會加于自己的條約體系感到不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方面,猶如前述,中國在簽署各種國際條約的時候,就對硬性約束中國的條款秉持保留態度。這是自近代以來中國覺得自己吃盡了條約規則的虧而必然出現的行為遲疑。據此,中國在融入國際規則體系時保有的抗拒國際條約的心理,完全是有其理據的。這當然不是中國自古至今一直心存的契約心態,而主要是近代以來國家處于落后狀態的心理塑造結果。即便中國存在對這種心理塑造發生潛移默化作用的重視臨時聯盟、善于表述原則的傳統,但這些傳統的綿延性,也長于一時吃虧而促成的反抗心態。反抗心態中形成的疑懼交往對象的心理定式,會引發疑懼者對所有打交道對象的不信任心理,因此也就潛在地誘發抵制長效規則的情緒。受這些持續時間愈益綿長的心理狀態的影響,一旦塑就吃虧心理的某種外部因素發生強化作用,那么就會催生一種反向報復性行動。這是近年人們不斷被刷新記憶的拒外顛躓所印證了的事情。如果說社會心理反映拒外心態是基于偶然事件,而且難以作為論述中國人對待國際規則體系的正式論據的話,那么在國家的國際政策上,如果出現刻意塑造的朋友與對手,就讓人們有理由認定,所謂敵我陣線不因經貿關系的改變而重塑其既定圈子劃分。這也就表明,接受規則體系的中國,并沒有完全按照規則重組國家行為模式,而在信守規則之外保留著反抗、重塑甚至顛覆規則的選項。這是一個國家在自覺矛盾的處境中必然會出現的矛盾心態,不能以中國人的狡猾、算計來解釋。不經歷中國近代以來那種被欺凌的深重屈辱,是很難理解這樣的國家心態與國家舉措的。

  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逐漸意識到融入國際規則體系的好處。因此,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并擴大影響力,在不影響國際組織運作目標的前提條件下謀求國家利益,使之發揮有利于中國國家利益的作用,成為中國直面全球治理的一項重大舉動。其一,這體現了中國履行自己國際責任的國家理念,不再作為此前那種雖加入國際組織實則幾乎是旁觀式成員的角色。其二,加入國際組織尤其是如能擔任組織領導者的角色,對維護中國的國際利益與國際形象,有百利而無一害。由此可以理解改革開放的晚近階段,中國顯得越來越積極地加入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原因,(33)進也可以理解中國為什么愈來愈主動地為國際組織推薦領導人選。世界衛生組織(WHO)前領導人陳馮富珍的當選,離開中國政府的積極舉薦,缺少中國政府人士的積極助選,恐怕就是難以設想的事情。而陳馮富珍當選之后,也確實發揮了維護中國利益(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的作用。(34)現代國際組織,當然是建立在國際認可的規則基礎上的跨國組織,中國積極介入國際組織的行動,體現了中國對國際規則體系的積極認可的心理態度和誠心合作的行為取向。這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總是懷疑國際組織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與反動派反對中國的工具的心理定式,相去難以道里計。這是中國仍然對國際條約體系心存疑慮的情況下一種可貴的積極進取姿態:與其自外于國際條約體系而被排斥,不如進入其中讓其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轉變。

  再一方面,盡力利用國際條約體系的非限制性條款,尋求國際條約體系中的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在國際條約體系中最大化國家利益,這樣的說辭在中國的德性思維中似乎顯得有些不道義。其實,現代國際條約體系,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一直就是簽署各種各樣條約的各國利益均衡和妥協的產物,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絕對抽象的道義理念基礎上的信仰教條。就此而言,簽署國際條約的各個國家,只要信守達成的約束性條款,就可以在不違反基本規則的前提條件下,努力尋求自己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一般而言,在國際條約體系也就是國際規則體系中,只要不顛覆基本的國際規則,即便是退出、不承認,甚至是推翻某個具體協議,希望就此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都不是國際社會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況且違背某些國際規則而旨在維護其國家利益的國度,常常總是以一副遵守國際規則的模樣來正當化違反規則的行動,這就更增添了具體國家在國際規則體系中維護國家利益的勇氣。(35)對中國而言,在加入國際商約體系,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如何在謹守相關規則的基礎上,將國際商貿規則作為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一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初期困擾國人的大問題。但15年左右的實踐表明,中國是有能力適應并運用國際商貿規則為中國發展服務,而又同時促進國際經濟共同發展的。(36)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嘗試重造國際體系。這是由兩個動力促成的國家行動:一是前面多次提到的中國近代以來面對國際規則體系的創痛經歷。可以說,中國對重造國際規則體系的沖動,一直就埋伏在整個國家的社會心理深處。長期沒有釋放這一重造規則的能量,主要是因為中國國力的不夠強大。一旦中國的國力呈現出與重造規則相對匹配的狀態,那么這一沖動的釋放,就勢不可免。二是中國國家狀態的結構性變化,確實也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的構成版圖。這樣的改變,是不是已經到了中國系統重造國際規則體系的關鍵時刻,是可以爭論的問題。但中國確實蓄積了重造國際規則的能量,則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從一個歷史的較長過程來看,中國重造國際規則體系的嘗試,并不自今日始,而是有超過半個世紀的實踐歷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中國領導集體就一再聲明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尤其是強調互利互惠原則的重要性。這就意味著中國已經立定了改變此前中國單方面輸出利益的不利局面的決心。只不過那時這樣的主張主要還流于一種愿望或政治圖景,因為國家實力太弱,不足以真正支撐其所思所想的互利互惠的國際規則體系。即便如此,這種綿延下來的強烈愿望,在中國國力發生變化之際,總會轉變為國家的實際政策導向和國內公眾的現實訴求。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意識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蘇聯的嚴重威脅時,就試圖提出有利于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新方案,“三個世界的理論”便是對之的集中表述。不過這是自認窮國的中國一種弱化的國際理念表達,(37)無法對國際實力結構和規則體系發生實質性影響。

  在改革開放初步呈現發展成果的時候,中國開始嘗試從國際規則的基本共識上挑戰既定國際體系。與“華盛頓共識”對應浮現的“北京共識”,可以視作這方面努力的標志性事件。以國家帶動發展的北京共識,與訴諸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這兩種全球治理方案的差異性,一者被鮮明地呈現出來,二者被作為可選擇的兩種全球治理方案提供給當今世界。這至少表明,中國已經不安于模仿既定國際規則體系與發展模式的學生身份了。中國試圖提出自己的全球化、全球治理方案。(38)在中國取得進一步發展成就的基礎上,“一帶一路”這一旨在顯示與西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模式不同的替代方案,便正式由中國領導人提出,并且在之后被系統化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案。中國為國際社會重新立約的意愿開始付諸現實的行動。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國際新規

  從總體上講,改革開放的中國,對國際規則的守護與履行,是國家行動的主調。愈到晚近階段,由于中國愈來愈自覺認識到自己是這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39)因此維護全球化、支持全球自由貿易、維護既定國際規則的意愿與行動,就愈是自覺和強烈。這樣的傾向性,不僅在學術界表現出來,更是在政界得到明確闡述。中國近期捍衛自由貿易的原則,對WTO體系的努力維護,有目共睹。國家領導人在不同的國際場合都一再明確強調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而習近平在2017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講話,對之進行了立場最為鮮明的闡述。“我們要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在開放中分享機會和利益、實現互利共贏。不能一遇到風浪就退回到港灣中去,那是永遠不能到達彼岸的。我們要下大氣力發展全球互聯互通,讓世界各國實現聯動增長,走向共同繁榮。我們要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打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40)這是中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國際規則體系最具正面意義的闡述和最有現實針對性的維護。

  維護既定的國際秩序,當然包括維護既定的國際慣例、規則與章程,這成為當下中國政府的一項重要國家政策與國際政策。但這不等于說中國是在無條件維護和支持現行國際體系或全球化方案。基于前述分析可知,中國本身對這一體系的不滿蘊積已久。在國力不夠的情況下,只能以順應的態度適應之、利用之。在國家實力明顯增長之際,中國重造國際體系或提出中國的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方案,就從臺底的意愿走上了臺面的構建。這樣的嘗試,體現為維護現行國際秩序與規則的同時,大力倡導中國版的全球發展布局和人類發展方案。前者即中國版的發展布局,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后者即中國版的人類發展方案,以“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標志。

  就“一帶一路”的倡議而言,中國政府的意圖是確立所涉國家與地區共同發展的戰略理念。“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開展跨國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合作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供給來催生新的需求,實現世界經濟水平再平衡。特別是在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如果能夠使順周期下形成的巨大產能和建設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線國家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和提高基礎設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穩定當前世界經濟形勢。”(41)這提示人們,“一帶一路”倡議既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經濟持續景氣的保障。其維護和實踐既定的國際經濟發展規則是顯而易見的。

  就“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言,中國政府的意圖是在比經濟發展的更大范圍與更多主題上,提出一套影響人類命運與前途的總體方案。這遠比“一帶一路”倡議在氣勢上更為宏大,在布局上更為系統,在實施上更為復雜。“我們要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42)這樣的表述,抓住了全球治理的關鍵難題:如何超越一強獨大、“諸侯”并立、強弱分明的權力化治理現實,尋求全球國家與地區成員的公平共治,實在是只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才能兌現。

  至今為止,“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還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倡議。實現這樣的倡議,至少需要滿足三個前提條件:一是由此構建由系統完整的新型國際規則體系保障的嶄新國際機制,以便形成“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共識,以及建立在這一共識基礎上的制度機制。二是“一帶一路”范圍內的各個國家與地區,“人類命運共同體”涉及的全球各個國家與地區,能夠普遍接受這一理念,并在一國與一國、一國與多國的艱苦談判基礎上,簽署具有強制約束力的雙邊與多邊協議。而且這一協議要經得起不穩定國家的政治與社會變動的考驗。三是需要構建支持“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資源機制。這樣的機制,不但涉及關鍵的經濟金融機制,更為重要的是涉及雙贏與多贏的誘人前景與嚴峻現實的落差。

  這就需要冷峻地看待實現中國這一極具氣魄的全球治理布局的困難。這樣的審視不是要泄人底氣,而是基于實現宏偉目標的扎實工作需要。客觀地講,“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嘗試構建與國家利益相一致的國際規則的全球化謀劃。“一帶一路”尚未形成以條約體系呈現的國際組織。因此,鋪陳國際關系的原則,并在此基礎上與其中一些積極加入的國家制定雙邊規則,就成為目前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進路,這就是為人們所熟知的“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則。(43)但這樣的原則主要還是基于中國方面的戰略意識所作的陳述。無論是“思想統一”“切實規劃”,還是“統籌協調”,這一倡議涉及的對象國家與地區都還處在被動的位置上,有待中國去激活,將其轉變為主動投入的一方。這需要付出時間代價,也需要顯著區別于源自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理念,需要構建各方同時進入并制定和執行的嶄新國際規則,需要凸顯一個規則的資源配置系統與利益分配機制。這是一個自500年前啟動的這一輪全球化歷史長波以來最具有挑戰性的事情。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由中國發出,體現了迅速發展的中國具備了不同以往的人類意識,也體現了中國將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愿付諸行動的決心。同樣以客觀的眼光衡量,這一共同體構建的原則性取向還需要堅強有力的規則構建才能支撐起來。堅持協商對話,堅持共建共享,堅持合作共贏,堅持交流互鑒,堅持綠色低碳,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信守的基本原則。不過原則常常只是表達原則的一方對道義邏輯的宣示,它首先需要落實為涉事各方的共同原則,其次需要付諸極為艱苦的多邊談判以制定具有剛性約束力的國際規則,如此才能夠保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成功構建。

  “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提出這樣的方案,其必要性與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不僅因為中國發展需要促成對自己有利的國際規則體系,也是因為國際社會確實需要區別于西方提出的現存治理方案且具有競爭力的替代性方案,更是因為既定的全球治理方案確實出現了必須直面的嚴重問題。從1500年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來看,即便是影響世界歷史進程500余年的西方方案,也經歷了各式各樣的挑戰,且一直就未能被國際社會所心悅誠服地普遍接受。中國方案是提出不久的新方案。相對于既成方案來講,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新方案面臨的挑戰只會更強:一是因為新方案的理念與設計如何將多方共贏的初衷準確傳達給涉事各方,本身就是一個難題。“一帶一路”定位上經歷的中國戰略、中國規劃到中國倡議的提法改變,已經呈現出這一困難。“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國際社會實質分歧的規避,對全球治理以問題呈現覆蓋政經難題的做法,實際上也顯示這一倡議的前路漫漫。

  無論是“一帶一路”,還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提出的這兩項全球治理方案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國際貿易體系的重建問題,也不是國際關系的重塑問題,亦不是國際政治的格局再造問題,而是中國是否可能走出情感化融入國際社會的舊格局,確立起制定并遵循國際規則的新理念的問題。這對中國來講,關涉近代以來逐漸固化的國際理念的全面重構:如果說這一重構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社會體制諸方面的規則制定已經很繁瑣冗雜的話,那么告別悲情主導的中國看待世界的近代意結,(44)是全面重構全球治理體系的最深層次的精神再造,這不啻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鳳凰涅槃。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在重構國際規則體系的時候完全拒斥強有力塑造這一體系的戰爭之手,使中國在構建全球治理的新型方案之時,在手段和方式上只能訴諸和平、發展這兩手,(45)這無疑需要作出前無古人的艱難探索。因為依靠非戰爭的手段重構國際規則體系,乃是一場依靠軟性手段制定硬性規則的開創性嘗試。在戰爭、和平這硬軟兩手同時塑造世界的時候,國際社會尚且難以規約到各個國家都承諾并實施的規則體系之下,只有和平的手段且要達到從前沒有能夠達到的目標,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而且在這一波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留給國際社會的印象是,善于利用國際規則的便利推動中國的現代轉變,尤其是推動中國進入全球化的市場環境中獲取國家發展所需要的種種資源。但中國尚未作為國際規則的產出者進入各個國家的視野。這就意味著中國還必須付出不少代價,才能積累必不可少的創制國際規則的經驗,避免重蹈此前國際規則制定中的慘痛教訓。加之需要超越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自己設定的重視原則超過制定規則的定式,因此,“一帶一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要導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國際規則體系,還需要國人意識到它的艱難性和漫長性。那種一蹴而就,以為中國取代發達國家已經制定的國際規則指日可待的心理必須嚴格加以克制,一種在經年累月的漸進狀態中為兩個方案積累規則資本的意識需要明確樹立起來。恰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美好的目標,也是一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實現的目標。中國愿同廣大成員國、國際組織與機構一道,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進程”。(46)

  一句老話又在耳畔回響:“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①宋念申:《發現東亞》,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一章“亞洲反題”對“中國”稱謂的描述與分析,第9-24頁。

  ②約瑟夫·奈:《軟實力:權力,從硬實力到軟實力》,馬娟娟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一章“從硬實力到軟實力”。對之最簡明的介紹,可見馬智敏等:《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解放軍報》2009年5月19日,第7版。

  ③李大龍:《中國近世外交思想的雙重性:一個以硬、軟實力架構為基礎的嘗試性分析》,李揚帆主編:《被誤讀的天下秩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5-67頁。

  ④牟宗三先生明確指出,中國古代國家高層權力的獲取機制,幾乎一直就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參見其著:《政道與治道》,臺北:學生書局,2010年,第2-5頁。

  ⑤論者指出:“古典儒家傳統更傾向于綏靖主義和理想主義,但它絕非偏執一端。”這是持平之論,但儒家的傾向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見楊聯陞:《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3頁。

  ⑥謝溢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二、三、四章,第167頁及以下。

  ⑦⑨(22)(37)《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131頁、590頁、279頁、600-601頁。

  ⑧參見謝溢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第二、三、四章。

  ⑩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講究原則,旨在以雙方或多方都可以接受的道德-政治準則為歸依;講究規則,旨在以雙方或多方達成的必須執行的協議來約束行為。原則具有約束性,規則具有道義性,但兩者是含義不同的兩個概念。猶如論者強調的,“規則是普遍適用的,必須遵守的規定:一組規則指的正是一組如此普遍適用的、必須遵守的規定,它們在邏輯上相互關聯,以至于具有相同結構,宣稱一個國際法規則(或者一個國內法規則,或者一個道義規則,或者一個游戲規則)是有效力的,就等于說這個規則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另一個規則的驗證”。參見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張小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1頁。

  (11)國際學術界有論者認為,蒙古帝國是一個歷史分界點,“甚或是現代史的開端”。見美國學者梅天穆:《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馬曉林等譯,北京:民主與法制出版社,2017年,第3頁。

  (12)威廉·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孫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678頁。

  (13)阿瑟·努斯鮑姆:《簡明國際法史》,張小平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68-73頁。

  (14)馬克·曼考爾:《清代朝貢制度新解》,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第58-65頁。

  (15)(16)(17)梁為楫等編:《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第18-20頁、10-12頁、9-10頁。

  (18)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37頁。

  (19)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70頁。

  (2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3頁。

  (21)這是實際發揮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所闡述的外交政策的一項基本原則,參見謝溢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第11頁。

  (23)《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63頁。

  (24)謝溢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第430-434頁。

  (25)“三個面向”是鄧小平1983年10月1日為北京景山學校寫的題詞。

  (26)參見《中國加入了哪些國際人權公約和議定書》,《人民日報》2006年3月27日,第9版。

  (27)兩項基本的國際人權公約,都由中國政府簽署,但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才能正式生效。1997年簽署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已于2001年批準生效,1998年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尚待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

  (28)金東日:《中國加入WTO的政治意義》,《學習與探索》2002年第6期。

  (29)李威:《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氣候國際法的改革與發展》,《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30)有論者強調活化規則對法治的不利影響,但也需要看到特定情況下活化規則的限定性意義。參見高兆明:《析“規則是死的,人是活的”之說》,《北京日報》2017年12月4日,第14版。

  (31)李澤厚尤其將這一點視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對其優劣進行了分析。他明確指出:“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發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義的泛濫。它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構成了一種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國民族獲得和承續著一種清醒冷靜而又溫情脈脈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貴領悟,輕邏輯,重經驗,好歷史,以服務于現實生活,保持現有的有機系統的和諧穩定為目標,珍視人際,講求關系,反對冒險,輕視創新……所有這些,給這個民族的科學、文化、觀念形態、行為模式帶來了許多優點和缺點。”見李澤厚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6頁。

  (32)陳俊宏:《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人民日報》2012年10月28日,理論版。

  (33)呂蕊:《中國聯合國維和行動25年:歷程、問題與前瞻》,《國際關系研究》2015年第3期。

  (34)趙振宇:《親歷為陳馮富珍助選世衛組織總干事》,《黨史博覽》2018年第1期。

  (35)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張小明譯,第117-120頁。

  (36)李忠峰:《中國加入WTO17年來全面履行加入承諾》,《中國財經報》2018年6月30日,第1版。

  (38)黃平等主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28頁。

  (39)對中國是否是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學術界存在爭論。但中國受益于這一波全球化浪潮則是不爭之論。參見江涌:《中國與美國:誰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國經營報》2005年10月10日,第8版。

  (40)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1月18日,第3版。

  (41)(42)(43)(4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04頁、540頁、504頁、548頁。

  (44)任劍濤:《走向理性:近代以來中國世界觀的嬗變》,《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45)習近平強調,“中國從未對外侵略擴張”,“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5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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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任劍濤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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