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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局中的中國與世界
2020年01月15日 08:57 來源:《國際展望》2020年第01期 作者:秦亞青 宋德星 張燕生等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摘要:這組專家筆談主要包括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及戰略思考、大變局中的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國際貿易摩擦、網絡空間對國際關系的影響、中國在有關領域的應對策略等。對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思想體系,可以從國際秩序觀、國際責任觀和國家利益觀三個方面思考。在外交戰略層次上,對外工作需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并加強戰略締造工作。面向未來,中國的國際戰略要體現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理性定位,符合戰略締造的基本邏輯,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取向。在大變局時代,我們既要關注中國的變化,也要加強對國際環境的分析,并加強對國際經貿新形勢的研判。中國今后的內外政策選擇,將對未來國際秩序演變和調整產生深刻影響。

  關鍵詞:大變局;外交思想體系;外交戰略;國際經濟環境;網絡空間

  作者簡介:秦亞青,外交學院教授(北京 郵編:100037);宋德星,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南京 郵編:210039);張燕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北京 郵編:100050);張曉通,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武漢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員(武漢 郵編:430072)朱鋒,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教授(南京 郵編:210023);魯傳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中心秘書長(上海 郵編:200233)

 

  在大變局時代,中國正在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世界、重新認識國際政治。在外交戰略層次上,對外工作需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需要注重從國內形象和國際形象兩個方面進行國家形象的雙重再造,同時還需要加強戰略締造。面向未來,中國的國際戰略思考要順應當今世界權力政治的內在邏輯,體現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理性定位,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取向。

  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思想體系[1]

  對中國外交思想的發展和內涵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外交理念上。回顧中國外交70余年的歷程,有聚焦、有創新,在思想理論方面也同樣如此,包括在每一個時期都有其非常明顯的時代特點。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更多表現出主動進取的意識和頂層設計的風格,大國外交的形態和內容開始顯現并全面展開。比如在理念上我們提出了新安全觀與正確義利觀,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系與新型大國關系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并相應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方針;在實踐中提出并開始實施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建立了由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共同組成的多邊金融機制,在世界范圍內也構筑起了廣泛的伙伴關系網絡。

  我們可以從國際秩序觀、國際責任觀和國家利益觀三個方面思考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體系的重要內容。

  (一)國際秩序觀

  中國外交在70余年的不斷發展中形成了一個重要思想,即中國特色國際秩序觀,形成了以堅持《聯合國憲章》基本準則為立足點,以維護國際秩序總體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為出發點,以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為全球治理的支撐點,以推動新型國際關系為著力點的中國特色國際秩序觀。

  中國國際秩序觀的立足點是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這包括以主權為國際秩序原則、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秩序準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國家間關系規范。二戰后建立的聯合國制度體系成為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石,這一體制對維護戰后70多年的基本和平與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避免了世界再次出現重大的體系性戰爭。維護聯合國體制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符合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和訴求。雖然現在出現了國際行為體多元化和國際利益訴求多元化的現象,出現了對主權原則不同的質疑,但當今世界的基本秩序仍需增強聯合國的權威,維護《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維護聯合國體系確立的制度,這是中國國際秩序觀非常重要的方面。

  中國國際秩序觀的出發點是維護國際秩序總體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是大國的責任所在,也是世界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前提。世界各領域的秩序是由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維持的,中國積極參與現行國際體系和進程,已經加入了幾乎所有的多邊國際條約,并且認真履行這些條約的規定。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正式開始實施大國外交,但是中國對國際制度的基本立場是不謀求推倒重來,不另起爐灶,主張對不合理、低效率的制度和機制進行合理改革和完善,強調合作和可持續的安全理念,構建包容性安全關系,重視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從而維護世界的整體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中國國際秩序觀的支撐點是以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為全球治理的主要機制。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場合強調中國堅決支持多邊主義,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在7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對多邊主義的認識是逐步變化的,過去曾經表現出批判、懷疑的態度,現在則積極參與,堅定支持,適當引領。當前主要的全球治理機制呈現全球性、多邊化趨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多邊主義正遭遇重大挑戰,尤其是目前美國在很多問題上采取單邊主義行徑,這樣一個世界超強大國施行單邊主義,采取退群等一系列與國際社會不合作、與國際制度不合作的行動,使得多邊主義困難重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堅定不移地堅持多邊主義,在全球層面對多邊機制給予充分支持,在地區層面堅定支持以東盟為代表的多邊主義,積極參與中國與東盟“10+1”合作、中日韓與東盟“10+3”合作以及中日韓合作等地區多邊合作,同時還倡導建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多邊機制并推動其發展。中國已經成為多邊治理體系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和引領者。

  中國國際秩序觀的著力點是推動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中國一再強調國際事務不能由少數國家說了算,需要世界各國和各種不同行為體的普遍參與和民主協商,國際規則也不能由少數幾個國家代為制定,需要共同協商。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這已經成為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思想,也成為新的全球治理觀。新型國際關系提倡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支持國際秩序的穩定和國際機制的運行,強調改變霸權和強權政治等不合理現象,重視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的重要作用,主張不同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多元融合、互學互鑒。

  (二)國際責任觀

  中國的國際責任觀以公平、平等、正義為基礎,以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重點,以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以內外統籌、量力而行的方針為特色,目的是推動國際社會的和諧、發展和進步。

  中國國際責任觀以公平、平等、正義為國際社會發展的基礎。維護世界和平繁榮和均衡發展,強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相互依存以及對世界事務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維護全球和地區穩定,增進人類共同利益,解決全球面臨的共同難題,這已成為中國義不容辭的責任。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更加負責任地介入全球熱點問題的談判和解決,更加主動地提出中國理念、中國方案,重建和平、繁榮的世界夢也是中國夢的重要內容。

  中國國際責任觀的重點是高度關注發展中國家的正當利益和合理訴求。發展中國家面臨諸多重大問題,在安全、發展、福利、環境等各方面都面臨巨大挑戰。針對這些基本情況,中國以正確義利觀為指導,對周邊國家提出“親、誠、惠、容”的原則,大力支持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建設;在發展與非洲國家關系中提出“真、實、親、誠”的原則,對非洲發展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建設、設立絲路基金等金融支持機制,涉及的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不少國家仍然處于貧困狀態。在中國倡議和推動下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及其運轉,體現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經濟、穩定金融的特別關注。

  中國國際責任觀以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在全球治理面臨嚴峻挑戰、諸多全球性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中國以負責任大國的身份對重要的全球性問題提出中國方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一方面,中國支持維護全球和平、穩定的原則和制度體系,積極評價現有治理體系對和平與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同時本著權責相適應的原則力所能及地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另一方面,中國在一些現有制度體系低效的領域發揮了主動倡導、積極參與的作用,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以塑造支撐國際秩序的規則和規范。中國國際責任觀的目標是在安全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基礎上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國際責任觀以統籌內外、量力而行為方針。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已承擔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的責任。中國依照統籌內外的方針承擔國際責任,切實保證中國不陷入戰略透支的“肯尼迪陷阱”,也不會采取全球爭霸的戰略,從根本上摒棄強強必爭、國強必霸的意識,使中國行穩致遠、真正成為世界穩定的壓艙石。

  (三)系統的國家利益觀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發展的第三個重要方面是提出了以捍衛主權、安全、發展三大國家核心利益為重心的三位一體的國家利益觀。中國國家利益觀的宗旨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而維護國家利益是大國外交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2019年以來中國外交更加明確地提出主權、安全、發展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明確了捍衛國家利益的堅定決心。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健全了公共安全體系,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了新的《國家安全法》,形成了以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為重心的國家利益觀。

  中國國家利益觀的根本點是維護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在中國核心利益的若干重要方面中,維護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是根本前提,并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國家利益的集中體現,中國的制度優勢是中國道路和中國發展的基本保障,因此政治安全這一核心利益是其他利益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證,沒有這個前提,其他利益也就無從談起。中國國家利益觀是以政治安全為前提的主權、安全、發展三位一體的形態,這三個方面不可分割、相互支撐、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中國的國家利益觀,充分體現了中國大國外交中國家利益內涵的鮮明特色。

  二、對中國外交的戰略思考

  對外工作要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2]在大變局時代,當我們討論一個國家的對外戰略時,外交思想顯得非常重要。美國著名的地緣戰略理論家布熱津斯基于20世紀90年代初在《大失控和大混亂》一書中特別強調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動員一個國家采取政治行動進而塑造世界主要靠思想。這些思想可以是簡單的,也可以是復雜的;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可以是深刻理解得來的,也可以是本能地感覺到的;有時候被超凡魅力的人物表達出來,有時候只不過流行、盛行罷了。[3]他特別強調,冷戰結束后,我們正在邁入“全球政治覺醒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政治思想特別重要。今天,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產生了新思想,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括習近平外交思想。實際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領域出現了思想理念上的創新并實現了與時俱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要“構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4]

  (一)為什么要在新時代強調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大變化。

  第一,當今中國再度重新認識自己。客觀科學地認識中國自己是治國理政的第一個重要維度,甚至可以說是戰略規劃的重要起點。對此,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予以高度重視。1963年9月,毛澤東主席在接見外賓時就強調指出,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中國不懂中國的情況,這怎么行?今天同樣存在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問題。可以說,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如何認識中國的問題。那么,黨和國家是如何重新認識邁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國的呢?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講,就是三個“前所未有”,即新時代的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備了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5]當然,新時代中國的這三個“前所未有”是基于歷史傳承的有序發展進步,即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是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因此,中國領導人特別強調,正確認識中國,不能脫離中國的歷史,不能脫離中國的文化,不能脫離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不能脫離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正是基于歷史發展的邏輯,當代中國開始對自身進行全新的身份認知和定位——“新時代”的中國。

  第二,當今中國再度重新認識世界。如何客觀科學地認識外在世界,是治國理政的第二個重要維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有很大的區別。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報告以及國家領導人在其他諸多重要場合發表的講話中,均反映了新時代的中國對整個世界有了一整套新的認知,其核心是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深刻變化,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出現了深度調整,結論是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當代中國對世界的這一全新認識,既是基于對大趨勢的把握,也是基于對大問題的洞悉,更是對大戰略的透視,這一認知和以往相比同樣變化巨大,即強調了不確定性這一世界主基調。換言之,如果說新時代的中國對自身的認識體現出了歷史發展邏輯、折射出的是戰略自信的話,那么對世界的認識則體現出了歷史變化的邏輯、折射出的則是戰略憂慮。

  第三,當今中國再度重新認識國際政治。關于國際政治,鄧小平指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個主題至今仍沒有變。當然,無論是和平問題還是發展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基于這一主題,中國強調維護國際秩序的重要性,強調中國既是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也是維護者,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不重視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變化的趨勢。關于當前的國際政治,學術界很難找到一個具有高度共識性的概念來予以界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盡管不指涉時代主題變化,但卻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對當今時代國際政治的全新理解和認識。也就是說,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發展的大轉折時期,一個國際政治演進的大變革時期。在這樣的時期,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新型大國關系,運籌好大國外交、周邊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和多邊外交。

  (二)國家形象的雙重塑造

  當今中國對自身、世界、國際政治的認識,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由此催生了國家形象的雙重塑造。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對外工作要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一般而言,外交工作主要是從外向維度來理解的,但當今的外交工作還必須基于內向維度來理解和把握,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包括對十九大精神的深刻領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外工作要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必然催生出了當今中國外交的雙重形象重塑使命。

  一是國內形象塑造。從外交棱鏡看中國是全球化時代中國人民的必然反應之一。也就是說,人民心目中全新的國家形象塑造,一方面,基于經濟、軍事視角,如經濟領域中國的GDP增長情況怎樣,中國處于怎樣的世界地位;軍事領域有哪些先進武器裝備,在全世界處于什么水平;等等。另一方面,基于外交視角,所謂新時代中國外交要反映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就是其題中應有之義。近年來,我們能夠明顯地感覺到中國外交的變化,不僅有外交理論和實踐的創新,而且有戰略謀劃和全球布局上的大手筆。由此,一個全新的中國形象通過外交棱鏡得以塑造。

  二是國際形象塑造。當今中國在由大向強的發展過程中,外交面臨的挑戰和壓力更為艱巨。這也是中國為什么反復強調,要掌握外交話語權,要重視軟實力建設,包括構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對于新時代的中國而言,國際形象塑造是中國外交的應有之義,特別是在美國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系日趨緊張的情形下,這個任務更加艱巨。對外工作既能合作共贏和義利相兼,又能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還能維護國際和平與正義,對中國國際形象的塑造可謂意義重大而深遠。

  無論是國內形象塑造還是國際形象塑造,其核心價值取向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當然,國內形象塑造和國際形象塑造,就各自的功能、作用而言,其價值取向也有所區別。在國內形象塑造方面,外交的使命、任務是要通過維護國家利益為國內的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并服務于實現強國目標,以此彰顯新時代中國的外交新風貌;在國際形象塑造方面,中國作為非西方崛起大國,必然要參與國際權勢斗爭以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同時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必然要關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以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因此,這一過程既是現實主義的,又是理性主義的。這集中體現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中。

  (三)加強戰略締造工作

  上述認知的變化、使命任務的變化,必然要反映到戰略締造之中。就不同歷史時期的戰略指導和戰略締造而言,有兩個群體的作用非常重要。第一個群體可稱之為決策者群體。中國的國際戰略特別是國際戰略思想指導,從根本上講是由國家提出,也就是決策者來締造和實施的。第一代決策者群體即毛澤東主席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更多的是從戰爭與革命問題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國家大戰略和外交戰略,當時中國提出“一邊倒”“兩個拳頭打人”“三個世界”等戰略指導思想,并據此推行對外工作。第二代決策者群體即鄧小平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主要是基于和平與發展這個世界主題來思考和提出中國的國際戰略。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提出實行獨立自主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強調外交為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服務;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強調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化,中國始終強調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始終強調中國要在維護和平、推動發展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如果說第一代決策者群體更多的是基于戰爭與革命來思考對外戰略,第二代決策者群體更多的是基于和平與發展來思考對外戰略,那么之后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在進行國際戰略思考時,則把發展與穩定作為重要維度。在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進行國際戰略思考時,把發展與安全作為重要維度。據此,中國現在強調統籌做好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通過歷史比較可以發現,中國的對外戰略始終同時追求幾類價值,即追求安全、發展、和平、正義。不同時期側重點可能有所不同,但整體意義上無不充分體現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政治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始終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同時為國際社會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第二個群體與上述決策者群體相對應,可稱之為學者群體,其核心成員包括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相關研究機構和高校的研究人員。與決策者群體相比,他們不存在所謂的情境決策問題,沒有決策者所面臨的時間壓力,但他們在決策咨詢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對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也發揮著獨特的影響,當然更多是學理意義上的影響或者是間接決策意義上的影響。學者群體探討的問題非常廣泛,盡管每個人的學術背景、研究方向、關注的問題都不一樣,但對以下幾個問題的思考形成了普遍共識。一是對發展大勢的研究和把握,特別是加深了對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普遍性規律的認識,并據此來思考中國中長期意義上的國際立場、外交哲學和國家大戰略。從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國際政治宏觀大理論思考作為非西方崛起大國的中國應有的國家大戰略問題,既是學者群體的一大共識,又是一種學術自覺,其意義不言自明。二是從國際制度和戰略認知出發來思考中國怎樣去用好現有的國際制度,搭建好國際平臺,運用好國際規則規范。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學者群體對中國國際角色、國際責任、國際聲望的學術爭鳴。三是運用層次分析方法,從國際體系、國家和決策者三個層次,來研究中國的對外戰略、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問題導向十分鮮明,政策啟示意義也很明顯。四是戰略研究,即遵從戰略締造的內在邏輯和演進趨勢,關注戰略締造與實施過程中目標與手段、關系與估算這類核心問題以及戰略指導、戰略籌劃、戰略評估這類具體功能領域,系統思考中國的戰略問題和戰略選擇。

  應當指出,決策者群體和學者群體,一方面因職責不同而導致政策思考上的明顯區別,另一方面作為政治判斷力的一種運用,他們各自的戰略思考又有很大的互補性和啟示作用。因此,可以說一項健全的戰略有賴于政府的大視野和學術群體的政治自覺去洞察大趨勢、預見可能性。在這方面,既要重視直接經驗,又要注重間接經驗的運用,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學者群體發揮作用。

  面向未來,中國的國際戰略思考一要順應當今世界權力政治的內在邏輯,二要體現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理性定位,三要符合戰略締造的基本邏輯,四要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類普世價值取向。無論是在政策意義上還是在學理上,以上四個方面均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和探究。

  三、大變局中的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6]

  我們主要從中國經濟的變化、對國際環境的判斷、如何應對變化等方面分析有關問題。

  (一)中國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經濟條件的變化

  就中國經濟條件的變化過程而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71年的發展歷程中,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從擴大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發展和體制變革的角度看,有三個方面需要特別關注。首先,過去40余年中國堅持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對外開放的內涵是什么?中國對外開放的經驗證明,其內涵是引入外來競爭壓力,并在這種競爭壓力中培養主動應對競爭、積極贏得競爭勝利的強烈意識和能力。因此,沒有引入外來競爭壓力的開放是假開放。為什么要這樣開放?因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深刻的經驗教訓就是“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只有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引入外來競爭壓力才能激勵體制創新和制度變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這也是參與國際較量和交鋒的必要準備。其次,對外開放的本質就是變革,沒有改革的開放就是假開放。現在中國提出要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制度型開放,過去40余年對外開放的重點是促進商品和要素流動的開放,未來則是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現代化。因此,我們發展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海南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雄安新區等,其重點是促進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與國際高標準規則銜接,實現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現代化。再次,對外開放的動力從來都是危機、壓力和挑戰。因此,沒有壓力的開放就是假開放。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講不要浪費世界大變局帶來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機遇,不要浪費中美兩個大國戰略博弈帶來的中國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現代化的歷史性機遇,對中國來說,這個博弈的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那么,在對外開放中值得重視的問題又是什么呢?在過去40余年中,有三個問題值得總結和引起重視。一是在推動對外開放尤其是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與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的同時,如何保持好“中國特色”的問題。我們前進的每一步都存在一個持續的主線,過去、現在、未來,始終都以“中國特色”為主線。當前,國際上開始拿中國特色做文章,稱中國特色就是不按國際規則辦事,中國要另搞一套、另起爐灶等。因此,對外要準確傳播中國意圖,如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中國要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但是美國則用“美國優先”“公平貿易”“對等開放”、保護主義來改變現有國際規則和秩序。二是在開放引入外來競爭壓力、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人才的同時,如何保持自主可控。自主可控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強自主可控,即無論是技術、設備還是創新生態,都是自主可控的。當中美在特定領域處于全面激烈競爭時,任何斷供、撤資、限制人員往來、技術封鎖和科技脫鉤的威脅都不會影響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與國際合作,今后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與國際接軌。這就是強自主可控,而強自主可控的部分必須是安全的。第二類自主可控是中自主可控,即中國的技術、設備、人才建立在國際開源的平臺和系統上。這在多數情況下沒有問題,但是在大國政治經濟沖突加劇的情況下則有可能產生問題,例如,美國把200多家中國高技術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其長臂管轄的做法也使相關企業面臨巨大風險。目前華為的自主可控基本屬于這一類,即有自己的技術、產品、研發能力,但是建立在他人的生態系統之上,這種情況使其他國家很容易置中國企業于困境,就像現在谷歌對華為“斷供”那樣。第三類是弱自主可控。即技術、產品、設備是基于別人技術的授權,這種情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9年日本對韓國三種半導體材料“斷供”,這會使韓國企業和經濟受到嚴重影響。三是在對外開放中如何保持安全和防范其他系統性風險。最重要的是在金融、能源、糧食、科技、信息、生物等各方面,如何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對此,我們都不能抱有絲毫幻想,外向型企業也應該有應對最壞情況的充分準備,要研究外部世界可能對我產生的影響,并要有必要的對策。

  (二)國際環境

  辯證看待當前國際環境,首先,從經濟層面看,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不穩定不確定性風險。2018年7月,IMF預測2019年的世界經濟增長率是3.9%,而2019年10月,IMF對當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的預測下調到了3%。3.9%的增長率不僅高于2018年的3.6%,而且高于1990—2007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3.74%的水平,這是一個非常樂觀的結果,但是3%的增長率則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因此,從當前國際環境來看,最權威的國際組織對當今世界經濟前景的判斷從非常樂觀的預測下調到最悲觀的預測,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發生了經貿摩擦,而且延伸到科技、規則等領域。在2009—2018年間,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24.8%,中國則是34%,兩者合計接近60%。中國是世界上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美國與102個國家有貿易逆差。兩個最重要國家之間發生貿易摩擦,遭受損失最大的是整個世界經濟。因此,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是不確定性和普遍焦慮,大家不知道世界會向何處去。

  對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改變了世界格局。回顧一百多年前發生過什么,從1870—1913年的經濟全球化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新興經濟體美國和德國由弱到強,當時的霸權國英國和法國由盛轉衰,實力對比變化引發了矛盾和沖突。20世紀30年代,美國挑起貿易戰導致全球貿易萎縮了66%,美國經濟大蕭條導致世界債務鏈中斷,德國經濟崩潰等。因此,我們需要思考現在會不會發生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經發生過的情況,如果發生類似情況,對中國的發展可能會產生怎樣的風險和沖擊。

  在G20大阪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強調,要避免因一時短視而犯下不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避免落入沖突對抗的陷阱。[7]對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也同樣要重新認識。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發展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歷史上,一方面,興盛期和開放期往往是重合的,把握開放期的機遇就能駛入興盛期的快車道;另一方面,歷史上風險期也往往與開放期相重合,全球化已經進入“下半場”,中國面臨的系統性風險確實正在顯著上升。中國的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同時,在風險期則需要研究如何把握戰略機遇期。其新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大變局中危和機同時并存,二是要善于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當前國際環境對中國來說是必須要面對的,美國人說中國是一頭大象,不能再躲在螞蟻的背后。中美博弈可能是中華民族復興必須面對的一場大考。所以從多輪貿易磋商的進程也可看出,為使美國與中國真正從非理性對抗到理性合作,中國需要做好長期的準備,以應對各種最困難的復雜局面。

  (三)積極應對國際環境變化

  回顧歷史,事實上就是三個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全球化倒退和保護主義泛起,國際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轉變。第二個變化是大國關系。一百多年前美國和德國經濟快速崛起與英國和法國經濟的衰落,導致大國關系和國際格局發生了一次大的變化,最終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現在面臨相似的場景,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之間,即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面臨同樣的較量。第三個變化是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一百多年前發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格局,1870—1913年,英、法、美、德四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對比發生變化就說明了這個問題。本輪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將顛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基本格局,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這三個變化都會影響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中國怎樣面對,在沖突和對抗的風險中如何實現復興,在大國博弈中如何實現復興。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要拿出有效的應對之策。

  關于當下的中國經濟,其前景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新舊結構轉換、新舊模式轉換。比如,2018年廣東的研發強度、GDP增長率、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以及研發投入經費規模等,均超過江蘇。雖然在2018年廣東的人均GDP是8.64萬元,江蘇是11.52萬元,江蘇發展經濟的基礎和實力好于廣東,但是,如果繼續用舊的動能、舊的結構、舊的模式推動發展,就會遇到增長的極限,就會出現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今后,中國能不能堅持新發展理念,把創新發展轉變為第一動力,形成新的動能、新的結構和新的模式,這決定著中國未來在世界中的位置。

  四、謀劃應對下一階段中美貿易摩擦[8]

  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在美國霸權衰落的歷史過程中,美國為維持其全球經濟首要地位而發起的調整國際經貿利益格局,包括中美利益格局在內的外交霸凌行為。雖然中美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這個協議達成之后會發生什么,中國該如何應對,需要我們有預判、有預案。

  (一)美國的動機和霸權走勢

  第一,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動機。我們不僅要看到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霸凌行為,也要看到美國在向全球“開火”,目標遠非中國一家。特朗普將北美自貿區協定視為“不公平的貿易協定”[9]要求重新談判。特朗普上任后第一天就宣布退出TPP,稱這份協定將給美國帶來災難。同樣,特朗普不再與歐盟談判《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特朗普還以“印度沒有向美國提供對等與合理的市場準入”為由取消了美國給予印度的普惠制待遇。此外,美國還取消了北約盟友土耳其的普惠制待遇。特朗普還威脅要退出WTO,宣稱美國遭到了“不公平對待”,稱如果WTO不加以改進,美國就要撤出。[10]由此可見,美國是對現行國際貿易秩序的全面不滿,因此要求全面調整國際貿易利益格局。

  第二,美國霸權還能維系多久?在美國霸權興衰的歷史過程中,其貿易政策是如何調整的?從1780年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來看,大英帝國的霸權經歷了三個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KondratievWaves),即第I(1780/90—1848/52年)、第II(1848/52—1893/96年)和第III長周期(1893/96—1940/45年)(見圖1)。美國的霸權到底有多長,會經歷幾個康氏長周期,還有待觀察。但自19世紀90年代美國成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來,美國的霸權已經經歷了兩個康氏長周期,現在處于第三個長周期(即康氏第V長周期)的B階段(2005/08—2025/30年),這是一個經濟蕭條階段。

  圖1略 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與霸權周期演變(1780—2080年)

  資料來源:筆者在Colin Flint andPeter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7th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一書相關圖表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造。

  美國崛起于19世紀末,即康德拉季耶夫第III長周期(1893/96—1940/45年)的開始。在這一長周期完成時,美國獲得了世界霸權地位,經濟總量達到了世界的一半。在康氏第IV長周期的A階段(經濟增長階段,1940/45—1967/71年),美國通過建立聯合國以取代舊式殖民帝國來維持世界和平,通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GATT)來實現全球范圍的金融穩定和自由貿易;在對外援助方面,推出了“馬歇爾計劃”,重振歐洲經濟,并擴大了美國的出口。

  美國霸權從20世紀60年代進入康氏第IV長周期的B階段(1967/71—1986/91年),美國開始衰落。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的自由貿易政策開始“打折扣”,美國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動用的“301條款”就是源于這個時期美國通過的《1962年貿易擴展法》(TradeExpansion Act of 1962)和《1974年貿易法》(TradeAct of 1974)。而與此同時,受越南戰爭和全球石油危機的拖累,美國經濟實力受損,受到日本和西歐的經濟挑戰。在這個康氏第IV長周期的B階段,即美國霸權的第二個長周期的B階段,我們見證了美國與日本、西歐之間大規模的貿易戰。需要指出的是,其時美國并沒有完全放棄自由貿易秩序,而是實施有管理的自由貿易,或者說有較大開放度的保護主義,這主要是因為美國霸權還遠未完全衰落,其依然有能力維系自由國際貿易秩序,與此同時,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西歐國家作為美國的盟友大幅開放了自身市場。[11]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經濟進入第V長周期的A階段(1986/91—2005/08年)。隨著國際格局的驟變,得益于“里根經濟學”和克林頓政府時期的“互聯網經濟”等,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在這個階段,美國又開始實施自由貿易,其典型代表是北美自貿區和APEC的建立,美國從里根政府起開始實施新自由主義。在這個A階段,美國開始接納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在1986年提出的“復關”和1995年后的“入世”,都獲得了美國的支持。但是,克林頓政府時期的自由貿易是一種有管理、有保護的自由貿易,或者說是有開放度的保護主義,與二戰后美國建立的多邊自由貿易秩序有很大區別,只是比20世紀70年代更加開放一些。雖然美國在冷戰中勝出,但此時美國霸權的實力已遠不及二戰后初期的美國。

  美國的霸權在經歷了兩個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第III和IV長周期)之后,從第V長周期的B階段(2005/2008—2025/2030年)開始進一步衰落,即美國霸權進入第三個長周期的B階段,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國內矛盾進一步加劇,貧富差距加大,中產階級收入長期得不到提高,出現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最終特朗普執政,開始實施“美國優先”和經濟民族主義。國際社會也目睹了全球范圍的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勢力上升以及以“英國脫歐”為代表的區域一體化受挫。在此背景下,自由國際貿易秩序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繼續面臨壓力,中美貿易摩擦在此背景下發生了。

  由此可見,中美貿易摩擦是世界經濟長周期和美國霸權周期復合作用的結果。由于長周期的B階段是一個持續20—30年的過程,所以中美貿易摩擦很可能是一個持久的過程。貿易摩擦將呈現“打打停停”的特點,這將給中美以及世界經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三,中國應如何應對。一般而言,一個霸權在經歷三個長周期后都會“精疲力盡”,盡顯頹勢。美國霸權已經經歷了兩個長周期,目前正處于第三個長周期的B階段。但筆者判斷美國霸權的徹底衰落將不在這個長周期,而是在下一個長周期,即2025/30—2075/80年。尤其是在下一個長周期的B階段,即2050/55—2075/80年。這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核武器的出現;二是國際制度的大量建立和頑強的生命力;三是中國對現行國際秩序的支持,尤其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這客觀上要求中國維持自由貿易秩序。有鑒于此,美國霸權完全衰落、徹底放棄世界經濟的領導權可能要等到下一個周期的B階段2050—2080年,即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之后。所以,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最大的風險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潛在的“金德爾伯格陷阱”,即在美國逐步放棄自由國際貿易秩序的領導權,不愿意承擔領導世界經濟秩序的經濟和政治成本之后,世界經濟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其潛在的表現包括多個貿易集團的出現,各自為政、各自為戰,地緣經濟的競爭最后外溢到地緣政治中導致沖突。在這些貿易集團中,很可能出現美國領導的跨大西洋貿易集團、環太平洋貿易集團,而將中國排除在外。即在美國霸權衰落的壓力下,美國可能打造一個貿易領域的“志同道合者聯盟”,將中國排除在“聯盟”之外,屆時經濟領域的平行競爭就可能出現。因此,中國現在不是要取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或者成為新的世界經濟首要國家,而是要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一起維系現行的自由貿易秩序。這也意味著,中國不希望看到美國霸權的迅速衰落。美國霸權的衰落是一個緩慢的、漸進的、歷史的過程,我們希望這個過程盡量平緩、安全。

  (二)中國的應對

  未來,中國對美國的經貿戰略可以分為兩步走。

  第一,預防“金德爾伯格陷阱”。其實施期是在當前康氏第V長周期的B階段,即2005/08—2025/30年。這個階段美國的霸權會繼續緩慢衰落,其維持國際秩序的能力與意愿都大幅下降,但這個階段還不是美國霸權徹底衰落的階段,因此也不是中國全面趕超美國的階段。美國霸權的衰落將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而且放棄自由國際貿易秩序的領導權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即使是特朗普政府時期,也不能斷然認為美國就放棄了自由國際貿易秩序的領導權。中國在第一步戰略實施過程中,要進一步改革開放,堅持與美國進行經貿談判,讓動蕩中的國際經貿秩序穩定在一個新的均衡點上。尤其要注意的是,中美經貿談判不單事關中美兩國,而且關乎整個自由貿易秩序。事實上,中國是通過自身的進一步開放,來換取美國繼續留在這個多邊貿易體系內。此外,中美貿易摩擦也不應完全是中國一家與美國的“單打獨斗”,需要世界上所有支持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國家和地區的支持。下一階段中國應繼續維護以WTO體制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與歐盟、美國共同推進WTO改革,在條件成熟時推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在區域層面,中國應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包括歐盟、東盟、非盟、歐亞經濟聯盟等在內的區域組織簽訂自貿區協定和互聯互通協定。在雙邊層面,推進與包括美國、加拿大在內的雙邊自貿區協定談判。在知識產權、補貼、政府采購等發達國家重點關切的領域,考慮到2025/30年后,我們將迎來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的A階段,中國需要與西方形成創新同盟,共同迎接下一次工業革命。這就意味著中國在某些領域的短期讓利,可以換取中長期更大規模的戰略收益。

  在第一期戰略實施過程中,尤其要注意中心—邊緣地帶易位帶來的潛在風險。從空間來看,在美國霸權衰落過程中會出現一些權力真空地帶,這意味著處于半邊緣與邊緣地帶國家的潛在內亂和區域層面的地緣政治動蕩。歷史上,在英國霸權衰落的B階段(1914/18—1940/45年)以及二戰后歐洲殖民帝國崩潰后,邊緣地帶爆發了反帝和反殖民斗爭,民族獨立運動形成高潮。因此,在世界經濟長周期內,還需要有地緣經濟戰略。就中國而言,當前不應挑戰美國霸權,而宜“廣交友”,幫助邊緣、半邊緣地帶的國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就是這一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換言之,在2005/08—2025/30年這一世界經濟長周期發展的B階段和美國霸權漸進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在對美競爭中取守勢的同時,對世界經濟的邊緣與半邊緣地帶要有所作為。

  第二,在2025/30—2050/55年,即下一個世界經濟長周期的A階段,中國要同時應對“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帶來的巨大風險。康德拉季耶夫認為,沖突主要爆發在A階段。一戰的爆發就是A階段資本主義工業化大國之間競爭的結果。在這一階段,中美很可能爆發政治和軍事沖突,引發多輪、持續、高強度危機。

  2025/30—2050/55年,中國同時還要預防美國“離席”“掀桌子”,導致自由貿易秩序的突然崩塌,要提前做好接過自由國際貿易秩序領導權的準備,克服“金德爾伯格陷阱”。歷史地看,霸權國放棄國際貿易秩序的領導權、崛起國接過接力棒是發生在B階段,而且通常是在戰爭之后,如二戰使美國接過了英國霸權的接力棒。

  從世界經濟長周期的演進來看,過渡期是關鍵歷史節點。所謂過渡期是指A階段與B階段的過渡期以及兩個長周期之間的交替期。例如1940/45年(二戰)、1986/91年(冷戰結束)、2001/08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和美國次貸危機),未來則是2025/30年,2050/55年。這些過渡期極易發生戰爭、地緣政治沖突等。中國尤其需要注意和控制國際事態的急劇變化。

作者簡介

姓名:秦亞青 宋德星 張燕生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汪書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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