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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2020年01月17日 16:19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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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由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主辦、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承辦的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壇在上海大學寶山校區召開。會議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為主題展開研討,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山東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重慶交通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等高校和部分學術期刊及媒體的7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

  精彩發言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中的傳統文化因素

  魯品越

  當代由國際壟斷資本支配的霸權主義全球化,不僅每時每刻都在生產出富國與窮國之間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也在不斷生產出發達國家內部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因為其在全球攫取的剩余價值絕大部分流向了壟斷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并且剝奪了發達國家產業工人的就業崗位與勞動技能。為了應對這些危機,霸權國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壟斷資源,特別是美元霸權與軍事霸權,向世界各國揮舞制裁大棒,由此引起重重危機,正在威脅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人類社會向何處去?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嚴峻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時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解決這一矛盾的正確路徑,這就是世界人民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構建新型國際秩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思想在當代的偉大發展,同時也包含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元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包含了中華傳統文化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目的的思想因素。以血緣關系為本的中華民族,一直把人自身世代繁衍(也即今天所說的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繁衍)作為人生與社稷的最重要目的。而由資本主導的現代社會所產生的各種矛盾,把資本增值和擴張作為最高目標。《資本論》深刻地指出,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現代霸權主義世界秩序所產生的重重矛盾,歸根到底產生于國際壟斷資本不以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目標,而是以自身資本權力擴張為目的。因此,要解決當今國際關系深刻矛盾,必須在國際社會確立以各國人民的生存發展權為最高價值準則,以此確立國際行為標準,共同制約危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行為。各國的行為不能建立在破壞他國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權的基礎之上,由此形成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準則。

  實現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路徑,不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和平,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是當代中國道路的顯著優勢。新中國在沒有侵略別國一寸土地、沒有搶占他國一分資源財富的情況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這與西方通過掠奪他國來擴張自身的發展道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今天,依靠掠奪他國來實現自身發展的道路已經直接威脅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因此,人類要生存和發展下去,必須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是繼承自身傳統文化的中國貢獻給當今世界的偉大理念。

  中國傳統文化是包容性文化。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是中原的農耕民族、北方游牧民族和沿海的漁獵民族等各個民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雖然各民族之間發生過許多沖突與征戰,但最后總是以相互融合為最終結局。這就使中華民族文化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包容性。中國重視血緣關系,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結成中華民族的基本社會結構。但是中華文化并非將血緣和種族的不同視為相互排斥,而是信奉“天人合一”,認為天地化生萬物而包容萬物,當然也包容各個不同血緣的人,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各個民族都包容在統一體內,由此形成各民族相互融合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這一優秀文化傳統,為當今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是解決由壟斷資本支配的霸權主義所形成的國際矛盾的正確路徑。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共同體”思想的歷史演進

  張允熠

  “共同體”“聯合體”等詞語經常出現在馬克思的著述中,然而“共同體”這一詞語并不是他的發明。早在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里,就曾經使用過這個詞。到了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共同體”一詞又成為啟蒙思想家的口頭禪。馬克思的“共同體”思想正是在批判和揚棄啟蒙思想家“共同體”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

  馬克思闡述了三種共同體的思想。一是“自然共同體”,即原始社會共同體,這是與當時生產力的狀況即“人的依賴”的社會形態相適應的;二是“國家共同體”,即黑格爾意義上的共同體,是與資本主義“物的依賴”關系相適應的。但馬克思批判說: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分化、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這種資產階級國家的共同體并不是一種真正的共同體,實際上是一種“虛假的共同體”或“冒牌的共同體”。正是鑒于這種歷史前提,馬克思提出了第三種共同體,即“自由人的聯合體”,相對于資產階級“虛假的共同體”,“自由人的聯合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因為,“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顯然,這個共同體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它是可能的或必然的現實,而不是在場的或現存的現實。

  現實的、在場的共同體指向“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解決全球治理危機而提出的現實方案。有人僅僅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看成是一種外交理念,這是片面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固然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國際關系和大國外交中高舉的一面旗幟,但更是為破解全球治理難題而貢獻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通過推動中國發展給世界創造更多機遇,通過深化自身實踐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并同世界各國分享。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當今世界,不是誰的胳膊粗、力氣大,誰就說了算。那是叢林法則,不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因此,維護人類的共同利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基本原則。

  人類的共同價值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傳統的“大同”理念、“和而不同”的中國哲學原理,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人類命運共同體”跟馬克思所指出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虛假的共同體”具有本質區別。由于當今人類面臨著許多有待治理的問題,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為國際社會提供穩定的國際金融體制、開放的貿易體制、可靠的安全體制和有效的國際援助體制等全球公共產品。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什么“崛起大國要取代守成大國”,而是全球參與、全球共享的全球有效治理。

  如果把人類命運共同體跟馬克思的共同體思想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它跟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是從“虛假共同體”向“真正的共同體”邁進的過渡環節。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我們將進一步接近那種“真正的共同體”,即“自由人聯合體”。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理念也是實踐

  劉梁劍

  所謂“事”哲學,是指從“事”的角度出發理解人與世界的關系,強調人與世界通過做事發生現實的關聯。一方面,現實世界生成于做事的過程;另一方面,人因事而在,做事的過程也是人展開自身、發展自身的過程。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這一當代大事,我們也不妨從“事”的角度出發做點思考。

  做事離不開主體。“做事”包括微觀層面的“行動”和宏觀層面更系統、更富有社會歷史內涵的“實踐”,如果說前者的主體是個體,那么后者的主體則往往是群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既有個體行動的面向,更是社會實踐意義上依靠群體來做之事。進而言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實踐有賴于其實踐主體的范圍不斷拓展。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洪流之中,最終讓全人類成為這一實踐活動的主體,這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題中應有之義:人類命運共同體,乃是由人類共同建構的共同體。

  盡管“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由中國首倡,但“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不只適用于中國,更不是單純服務于中國的民族國家利益的政治話語。“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并非當代中國人所獨有,而是可以在不同的文明傳統中找到支持它、發展它的思想資源。粗略說來,“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構想,又承接中國古代及近現代以來的大同理想,同時可以涵攝吸收古今眾多西方思想家關于“共同體”的深入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亟待深入闡發、關系到人類未來命運、理應為全人類所有的根本理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實踐。這里實際上涉及兩種“事”:其一,實踐層面的所“作”所“為”,包括人與對象的互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其二,觀念性的活動,包括科學研究、文學創作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既是觀念性的活動,也是實踐性的活動,二者密切關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引導。

  從觀念角度看,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回答以下問題:在歷史的當代轉折點上,世界文明向何處去?我們需要研究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雅斯貝爾斯、沃格林、亨廷頓、梁漱溟、馮契、福澤諭吉、柄谷行人等東西方思想家關于世界歷史的理論,考察世界文明當代發展新形態,檢討“新軸心”“人類紀”“人類世”“后人類狀況”“新奇點”等概念,建構一種新的世界歷史敘事。進而,從這種新的世界歷史敘事出發,理解正在中國展開的人類文明實踐,從而獲得理解當代中國、當代中國所首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闡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當代中國出現的世界史意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做事和做人之間存在內在關聯。“事”因人而成,特定的“事”對人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人因“事”而在,“事”在改變對象的同時改變人自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既是開物成務做大事的過程,同時也是事上磨煉做工夫的過程。工夫意義上的做事,不僅是在工具理性意義上做成一件事,它的內在旨趣,還指向成己、成人與成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要完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這件“事”,還要提升做事者的內在精神,使其成為具有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大”人。這樣的“大”人,關切涉事之物、己、人的內在價值,進而在它們身上投下精神性的光輝,在宇宙本體的背景之中領會它們更加寬廣深遠的意義。(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人類命運共同體對“萬物一體”的超越

  朱承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一種“萬物一體”的思想傳統。“萬物一體”思想主張從“合異求同”的互融、互通的維度理解世界,對于我們今天領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具有思想資源的意義。

  早在先秦時期,莊子就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面對紛紜的社會生活以及圍繞社會生活的言說亂象,莊子強調以一種“混同為一”的視角來看待自我與世界的關系。他主張超越自我中心主義,游心于大化,從“齊同”的視角來看待對象世界,破除人與物、他人與自我之間的隔閡。

  在儒家那里,人與天地萬物相通相合,人與天地萬物的命運與共,被視作是人值得追求的崇高精神境界。先秦儒學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宋明理學時期被進一步發展成為“萬物一體”的主張。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程顥則將“萬物一體”作為仁者情懷的核心內容。王陽明進一步深化了“萬物一體”的思想,將血親倫理觀念擴展到血親之外,甚至拓展到鳥獸、草木、瓦石等自然存在物,從而徹底將世界萬物、人間萬民的命運與自己個體的命運關聯起來,將個體存在與宇宙之在、人類之在關聯起來,提出了“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的秩序主張。

  “萬物一體”的認知傳統和理想秩序,超越人與世界的分裂或者對立關系,將人與對象世界融為一體來理解世界,體現了中國哲學家面對世界時“物來順應、廓然大公”的格局與情懷,也體現了中國哲學家將人類自身的命運放到宇宙大化中來思考人類與宇宙萬物關系的恢宏視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和發展了“萬物一體”的中國傳統思想以及理解自我與他者關系的視角,積極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展現當代中國融入世界、擔負世界、發展世界的氣度和智慧。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建設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進的新型國際關系為著眼點,主張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共同發展,體現了當代中國參與解決世界性問題的中國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發展了“萬物一體”思想,主張以去除隔閡、消除差異、尋求共識、推動共融發展作為應對世界的方略,可以說是將“萬物一體”思想具體到了國際關系、全球發展的場域。“萬物一體”強調的是抽象的人與世界的同一關系,無論是人與自然的一體,還是人與世界之間的倫理一體化,表達的都是一種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抽象形態。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是當前歷史階段國際關系的理想范式,也是全球化時代人類發展的具體走向,將“萬物一體”的抽象原則變成具體路線,將形而上原則變成政治方略,因而更加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作者為上海大學教授暨華東師范大學文化觀念與核心價值創新研究基地研究員)

  “忠恕”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王有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忠恕”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在維護世界多樣性、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忠恕”是孔子的門生曾參概括的,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平常的道德實踐當中,孔子偏重在恕,在《論語·衛靈公》中,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首先,“和羹之美,在于合異”。

  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多樣帶來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就會產生進步。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氣候、不同的歷史不同的國情、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習俗,孕育了不同的文明。文明沒有優劣、高下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和對話,在競爭中取長補短,在包容合作中共同發展。因此,我們需要以和而不同的姿態,通過對話協商與和平談判,妥善解決現實中的矛盾與分歧。

  忠恕文化講平等但也重差異,因為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準則中蘊含著承認個體的差異性及其思想的迥異性,與儒家所主張的“和而不同”異曲同工。“和”就是人際關系、國際關系的和諧,而要保持人際關系、國際關系的和諧,就要奉行“忠恕”的道義原則,堅持“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其次,“恕”是處理己與他人關系的準則。

  社會本身由人組成,社會發展也是人類不斷進步推動的。每個人都有發展和成功的愿望,亦即“己欲立”“己欲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從更高的層次上強調人們在為人處世的過程中,應為別人著想,盡其所能幫助別人,在個人發展的同時促進他人、社會的發展,進而形成良好的禮樂文明和政治秩序。

  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平臺,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弘揚絲路精神,推進文明交流互鑒,重視人文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必須在沿線國家民眾中形成一個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要堅持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進,注重在人文領域精耕細作,尊重各國人民的文化歷史、風俗習慣,加強同沿線國家人民的友好往來。

  最后,“忠恕”文化也蘊含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

  《說文解字》釋“恕”:“恕,仁也。”“仁”是孔子思想的原點,“忠恕之道”也是仁學在實踐方面的運用。“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體現出孔子對世間萬物的博愛之心。因此,儒家“忠恕”文化中的“推己及人”,延伸到“推己及物”,由對人類生命的熱愛擴充到對自然萬物的熱愛,即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達到和諧統一。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與自然要互相尊重,人的行為要符合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人在維持個人生存的同時,也要尊重其他生物。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如何營造一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類世界,也是體現生態綠色、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重要方面。(作者為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觀點集萃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路徑

  復旦大學教授顧鈺民認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要注意三點:一是要回歸文本,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的《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該演講完整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內容、文化淵源和理論淵源。二是要在基礎研究做扎實的基礎上,再融合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進行研究,這樣才更有意義,更有現實性和針對性。三是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要聯系實際,要通過實際案例思考人類命運共同體用什么方法構建、如何對待世界等問題。“一帶一路”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平臺,當前要進一步加強對“一帶一路”的研究。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張志丹認為,從中國傳統文化角度來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熱門的研究路徑。當前對待傳統文化的方法論有抽象繼承、中西綜合創新、全盤拒斥傳統文化、全盤復歸等。但是最具有科學合理性的,應該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創理論”,即對傳統文化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應當持有一種開放包容的態度,但在此過程中,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一點不可偏離。

  重慶交通大學教授廖清勝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來談“人類命運共同體”。他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馬克思哲學根據主要有三點:一是從勞動實踐本質到社會物質生產,形成交往實踐論和世界歷史理論;二是從社會聯系本質到社會關系存在,形成社會發展的“三形態”理論;三是從人的發展本質到世界歷史存在,形成人之為人的內在歷史超越論。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深刻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一個世界性的自由聯合體的實質是各民族的自由、平等、獨立、進步和繁榮。習近平總書記曾以“和諧大家庭”表達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解,這是具有世界主義、普遍主義的維度,與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形成鮮明對照。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內涵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教授孫詠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語境下提出來的,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不容小覷。新中國建立以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在維護社會秩序、改善社會風尚、增強國家凝聚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比如“和而不同”觀念就深刻影響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和”就是承認任何事物有矛盾有差別,是在承認有矛盾有差別基礎上的統一,是多樣性的統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我們以“和”的態度尊重“不同”,以此獲得和諧,創造巨大的現實價值。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副教授閆虹玨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怎么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她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傳統“天下觀”為藍本,在“求同存異”“尋求和解”等文化精髓上進行創新,倡導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汲取古老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順應時代的發展,通過傳承與創新的思路,以中國智慧為解決當代世界問題提供良方。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意義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周中之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就此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道義性,是為了休戚與共的整個世界,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大利”,也是“義”;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具有真理性,是對全球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

  上海大學教授王天恩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除了傳統文化的影響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共同體”思想的提出由來已久,但是只有在當今時代才可以真正展開、被理解。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中,“相互性”最值得被挖掘。所謂相互性,是指所有人的自由發展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前提。同時,如果沒有所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就沒有任何一個個人的全面發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每個個體、國家之間的相互性與依賴性,無人能獨善其身。由此,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不僅要展開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釋,更要注意與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相聯系,突出其時代價值和意義。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郝云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是因為世界正面臨巨大危機與挑戰,包括:一、經濟增長乏力和分配不公;二、國際關系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三、長期以來存在二元對立文化,造成了人類利益分歧、相互對抗,局部沖突不斷;四、時代發展呈現出易變、不確定、復雜、模糊等特征,各種矛盾交織。面對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倡導的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有效的解決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明確了共享利益是找到文化包容性的重要基礎,是共同體建立的初衷與前提。與此同時,鑒于現實存在的意識形態差異、文化沖突等因素,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需要付出更多耐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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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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